□周涛
1940年阴历十月十二，父亲诞生在土默川平原一个被土匪揉碎的村落，这让他的童年深深烙着恐惧。爷爷的脊背是唯一的避难所，邻里满仓伯被绑票的五百银圆血债，九岁时目睹本族小叔被土匪爆头的惨状，构成了他对乱世最初的认知。那些蜷缩在玉米地里躲避枪声的夜晚，比任何课本都更早教会他，活着，是一场与命运的殊死搏斗。
解放的曙光里，父亲的人生终于照进书页。从私塾的《三字经》到新式学堂的算术课本，1957年他以全县前十的成绩考入中学，次年竟跳过初二直接考取省农业大学小麦系。当麦穗图案的校徽别上粗布衣裳时，这个农家少年眼里燃着改变命运的火焰。然而1960年毕业的钟声里，等待他的不是实验室的显微镜，而是生产队的锄头。三年困难时期的浪潮，将万千学子拍回土地。
1961年和母亲结婚，土炕上摆着爷爷给的三只粗瓷碗和半袋高粱米。转年大姐降生，正逢“低标准”最严苛的岁月。为了多挣工分，父亲选择了砖场最苦的背砖活。三伏天里，带着窑温的青砖把脊背烫得层层蜕皮，咸汗渗进伤口时，他就把牙咬得咯嘣响。1965年二姐出生、母亲也瘫痪在床，父亲成为全家唯一的支柱。
命运的戏谑总在猝不及防时降临。1968年那个暮春，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突然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关进村西头的土坯“监狱”。六岁的大姐每天隔着木栏递窝头，看见父亲鬓角新添的白发，才知道没有大人的世界会突然崩塌。但当父亲被贬为小学民办教师时，却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扑进教育，他亲手用课余时间打土坯新建了校舍，直到今天，村里老人还会念叨，是你爹建成的学堂。
1972年的师范录取通知书，是命运对这个苦行者的第一次奖赏。当他捧着红本本回村担任中学校长时，虽然衣服换成了四个兜的蓝色中山装，却依然带着泥土味。课余时间他在校园后墙植树造林，开垦校田。那些年我们姐弟仨的课本，总是用旧报纸仔细包着书皮，因为父亲说：“字是天下最金贵的东西。”
包产到户后，父亲过上了“双肩挑”的日子：清晨五点的扁担声惊破晨雾，他挑满水缸、喂完牲畜，再给母亲擦好身体才匆匆去上班。午休时在灶台前揉面的背影，成为烟火中的一幅剪影。夜晚的灯下，一面批改学生作业，一面帮乡政府写报告。
1985年父亲升任副乡长，我们姐弟也相继通过考学跃过“龙门”。那年，父亲在老屋门框上贴了副自写的对联：“寒门出贵子全凭耕读，天命望儿孙莫忘桑麻”。他抚摸着我们的中专、大学录取通知书，粗糙的指腹划过铅字时竟有些发抖。这个曾在砖窑背砖的少年，终于用一辈子的血汗，把三个孩子送进了他未曾抵达的远方。
母亲去世那年，父亲在灵前坐了整宿。他颤抖着往供桌上摆母亲爱吃的腌黄瓜，忽然像孩子般哭出声来：“你走了，我的账本子空了。”那些年为给母亲寻医问药，他跑遍了十里八乡的郎中，邮遍了全国各地的特效药。母亲卧床三十年，身上没长过一块褥疮。
如今父亲已经离开我们，老屋的窗台上仍然摆着泛黄的农业大学毕业证和母亲的遗照。偶尔想起我们接他去城里小住，他总坐在马路牙子上，孤独地望着车水马龙出神。这个曾在土地上写下人生的庄稼汉，终究离不开泥土的气息。
昨夜又梦见父亲的背影：他背着砖块穿过窑厂浓烟，扁担在晨光里颤成一道弧线；他站在讲台上擦着黑板，粉笔灰落在蓝布褂上像落了层雪；他蹲在老屋门槛上抽旱烟，火星子明灭间，映着我们趴在他膝头听故事的童年……忽然懂了那首老歌里唱的：“父亲是那拉车的牛”。他拉着我们的命运，在岁月的泥沼里一步一叩首，把苦难踩成了通向星空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