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静
五一小长假，帮母亲整理衣柜时，我发现一件眼熟的粉色坎肩。
“这不是我那件十几年前的外套吗？”我问母亲。母亲慢悠悠地说：“我把它改成坎肩了。”母亲已到了古稀之年，对缝缝补补的热度依然不减当年。
母亲出身贫苦人家，只读过两年书的她很能吃苦，从小就帮家里干活，洗衣做饭、纳底做鞋、锄地割草，家里家外一把“好手”。心灵手巧的她年轻时跟村里的老师傅学过裁缝。二十一岁时成家后，每天与父亲早出晚归，耕田种地。
等有了我和弟弟，母亲白天就更忙了，只有晚上她才能闲下来做针线活。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总是低着头，隔一小会儿，会把带着长长丝线的针在头发上擦一擦，再去缝制衣服，如此反复。到了冬天，我们姐弟俩趴在铺着油布的炕上写作业，母亲就坐在我们旁边缝补衣服。冬天的夜漫长又寂静，写完作业的我们，早早就钻进暖和的被窝里。母亲却仍在煤油灯下穿针引线，那一下接一下的“嚯嚯”声，在寒冷的夜晚显得温暖又甜蜜。
几年后，生活稍稍好了一些，父亲托人从外地买了一台前进牌缝纫机。母亲高兴极了，满眼含笑，不停地打量着这台渴望已久的缝纫机，用她那粗糙的手摸摸这儿、摸摸那儿，如同获得了一件稀世珍宝。自从家里有了缝纫机，母亲做针线活再也不用发愁了，改衣服、缝新衣的效率高了，夜里缝纫机“哒哒”声持续时间也更长了。
小孩子总是长得特别快，头一年穿着还算合身的衣服，到了第二年就短了一大截。母亲的手艺有了大用场，她一会儿用尺子量一量，一会儿用剪子剪一剪，一会儿又坐在缝纫机前，左手捏住布料，右手旋转机轮，双脚匀速踩动踏板，布料沿着针头缓缓前行。工夫不大，又小又短的衣服就“变”大了。我们姐弟俩穿着母亲缝制的“新衣服”在村里四处疯跑，如果被爱美的孩子和村里的大婶们看到，接下来我家肯定会热闹好几天。
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为我做的花格子书包。布料是母亲从剩下的花布头上剪下来的，方方正正，花花绿绿。然后用缝纫机一块连着一块拼接缝合而成，既结实又好看，正好装下我的课本和铅笔盒。我斜挎着花格子书包去上学，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连路边的花儿草儿似乎也在跟着我一起跳跃。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便更加得意，仿佛那书包里装的不是书，而是某种荣耀。那是母亲所期盼的一种“荣耀”。
后来我当了老师。学校举办30周年校庆活动，要定做一批桌套。校长得知母亲学过裁缝，便把这差事交给了母亲。那段日子，家里堆满了蓝色的布料，空气中飘着新鲜的棉布气味。母亲从早忙到晚，常常顾不上吃饭。夜深了，缝纫机仍不时传来有节奏的声响，时而急促，时而缓慢，伴我进入梦乡。校庆那天，全校课桌都“穿上”了母亲做的蓝桌套，齐齐整整，成为教室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当我走进教室，望着这些格外鲜亮的蓝桌套，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自豪。
再到后来，我们都成家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就亲自给孙子、外孙做衣服，在她看来，买的衣服远远不如她自己缝的舒适、放心。
岁月流逝，母亲老了，眼睛也花了。可她放不下那台缝纫机，仍旧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至今家里还有母亲给我们全家缝的棉拖鞋和鞋垫。母亲还会突发奇想，将旧外套改成马夹、半袖改成背心，甚至还会做八角帽……每次都会高兴地给我分享她的“杰作”。
近些年，母亲身体大不如前，终于不得不与缝纫机告别。卖掉它的那天，母亲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久久地望着那个空出来的角落。在母亲眼中，那绝非一块空荡荡的地板，而是四十多年来在缝纫机前度过的日日夜夜——那些为家人缝制的衣物、那些为生计赶工的辛苦、那些将爱意缝进一针一线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