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铭
“你只有
一百五十四厘米身高
二十二岁的年龄……
但是，在你军衣的
五个纽扣后面
却有：
七大洲的风雨、亿万人的斗争
——在胸中包含！”
是谁在朗诵《雷锋之歌》？我好奇地推开房门，一位个头不高的中年人，抬起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看了看我，又开始了他铿锵有力的朗诵……
这是1973年秋天的一幕，在二冶职工宿舍我结识了来自鄂尔多斯的作曲家杜兆植先生。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就借住在二冶文艺队的职工宿舍，原因是这里住着一些他曾经教过的内蒙古艺校的毕业生。
吃过早餐，总会有人陪他到附近的小公园转转，下午他帮着文艺队写些东西。一到晚上，职工宿舍人来人往，我们几个住家的队员便不约而同地聚到他的宿舍里来，聆听先生的朗诵、讲评和教诲。
大家喜欢听他朗诵“西风颂”“海燕”“一只孤独的船”，还有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帆”，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观的“鹊桥仙”……古今中外，名篇佳作，信手拈来。
每次结束，他都会说上一句“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然后再提起嗓门：“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974年秋天，杜先生被鄂尔多斯歌舞团召回，为新编歌剧《芒克图人》作配器。
临走前，我陪着先生去公园合影留念。他发现公园土坡后面有口无水的大缸，就跳进去让我拍照。他猫着腰，警觉地露出那双大眼。他又走到一排铁丝网的后面，用双手抓住，作愤怒、呐喊状，当时我只觉得好玩儿，等洗出照片再看，才恍然读懂一点他内心的苦闷和压抑……
自从先生离开包头，文艺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瞬间少了活力。大伙儿吵吵着要去东胜看望杜先生。说过几回，却也没能成行。可我的内心已经萌动，只想着能早点儿见到他，便以出差的名义，独自去了东胜。
那时，杜先生身边跟着两个学生，刚好他们回呼市办事，我便有了暂住的条件。一见面，先生就和我说，作曲要从头开始，先学和声，说着给我一本斯波索宾的《和声学》，并布置了十多道和声题。我看多是低音题，心里就打了怵。我硬生生地做了两天，先生看一眼摇摇头说不好听，让我去钢琴上摸着写，要慢慢建立和声听觉。我不明白，只感觉西洋和声和我熟悉的音调是那么不协调。
我看书做题，先生在旁边写东西，屋里静静的，没有说笑，没有交流，感觉先生像变了一个人。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没过几天，我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先生看出我的心事，在一个晚上带我去他同事家做客。
男女主人都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女主人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赞词艺人，常年住在女儿家，为周围亲朋好友家的婚礼、宴会送上祝福。知道我们要来，炕桌上已经摆好奶茶、果杂。晚宴一开，老爷子下地捧起哈达，拉长声调开始吟诵，先生急忙起身接过哈达和酒杯，深深地鞠躬致意。我傻傻地看着，第一次感受这浓浓的蒙古族礼仪。仪式一过，女主人唱起了祝酒歌，男主人顺势拿起一束筷子，潇洒地做了几个舞蹈动作。杜先生看男主人跳起了鄂尔多斯舞，一股脑儿起身凑过去，抖动几下肩膀，和男主人交替着步伐，真是有模有样。这个夜晚他们用民歌、舞蹈对话，用蒙古语来交流，我一边跟着哼唱，一边打着节拍，整个身心已融入这欢乐的氛围之中。大概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喜欢上了鄂尔多斯的民间歌舞。
1979年春节刚过，杜先生来电话：“星铭，我在呼市办个作曲配器班，是一年期，你争取来吧。”这是自治区文化局第一次为盟市歌舞团开办的专业作曲班，我在广电系统工作，局领导能同意吗？我还在纠结，杜先生又来电话：“3月1号要开学，你办得咋样？”还剩两天时间，我硬着头皮敲开了局长的家门，没想到他非常痛快地给了我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一年期的作曲班转眼就要结束，先生要带着班里的同学到乌海歌舞团搞创作实践，他不分昼夜地帮助学生们修改作品，我也在先生的辅导下，完成了小提琴协奏曲《西口情思》的初稿，并由团里的独奏演员进行了试奏。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作曲班的十多位同学，陆续去了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继续深造，我也有机会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学习。
二十年后，内蒙古电台组织《风歌草舞土默川》文艺晚会，约我写作一首西部风格的器乐曲，我便在原曲的基础上，创作了小合奏《西口情思》，由北京的古典时尚组合演出，受到观众的好评。2009年底，局里聘我组织包头新年音乐会，我拿着草拟的节目单去和先生商量，先生说可以考虑加一首协奏曲，建议我重新写作《西口情思》中间的展开部。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修改加工一个多月，完成了小提琴协奏曲《西口情思》。
我和先生相识相知四十年，每逢春节，他都要来包头住上几天，我总会借机把积攒下的问题逐一向他请教。在我的音乐笔记中，曾记录下他精彩的点拨：世界上所有的作曲家都有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的经历；我们能想到的作曲大家，首先想起的是那些名作中最动人的旋律；现在学院里的作曲教学，过分强调技法，这就脱离了国民普遍的审美认知，这不是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我们要把旋律写作和作曲技法（传统的、现代的）结合起来……
先生的口传心授，让我这个业余的作曲者有了对专业创作的领悟。
杜先生是一位颇具学识的艺术大家，早年受家庭影响曾就读于国立艺专，先学习美术，后转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他在音乐创作方面是个通才，多个门类、多种形式，他都有上乘之作。尤其是他的管弦乐作品，多次荣获自治区和国家级奖项。
先生是一名研究型的文化学者，他对蒙古民族音乐的钟爱，不仅仅停留在对音乐形态的了解，更有对草原文化美学观念的不断思索。他从生活中体验，在理论上探讨，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和声风格。
作为一名优秀的音乐教育家，其艺德和人格魅力有口皆碑。为了帮助弟子求学报考，他可以舍财舍力，四处奔走，却从不愿为自己去争名夺利。每每发现新人、新作，他总会认真、客观地给予点评、推介。他对几代内蒙古音乐创作人才的关爱和培养，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历史功绩。
先生走了，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我真诚地期待着有国家级的交响乐团来演奏先生的部分遗作，诸如《鄂尔多斯组曲》《成陵祭》《风雪万里家国》《森吉德玛幻想曲》；期待着有后来人能对先生的民族和声理论给予整理、研究和出版；也期待着有一天，我们能在自治区的音乐学府里看到先生的塑像。
（作者系内蒙古文史馆研究员、著名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