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多年前，一个穷困的山西少年怀揣着理想背井离乡，他将坚韧和勤奋打包成行囊，去往他乡扎根拼闯。在他乡，他将改变命运的钥匙紧紧抓在自己手中，从打工当伙计到自己开店卖豆腐，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号到名满天下的“复盛公”，少年的命运与草原边疆上的小城紧紧捆绑在一起，最终成就了历史上“走西口”最为传奇的故事。
□文/记者 康璐 王嘉伟 图/记者 李强
“打工人”变身“富一代”
二百多年前，乔贵发在包头的创业史，比许多现代富豪的发家史更具传奇色彩。
清乾隆年间，少年乔贵发受生活所迫，“走西口”至内蒙古寻生计，在当了多年的当铺伙计后，乔贵发与同乡决意去创业搏一番天地，将地点选在了交通位置更好的包头。
在包头，乔贵发与同乡以卖豆芽、豆腐等起家，生意十分兴隆，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他们在包头东前街购买了数亩土地，兴建了院落和铺面，创立了商号“广盛公”。
“广盛公”稳步发展，乔贵发也从最初的“打工人”成功变身包头小有名气的“富一代”。但在一次生意中严重亏赔，乔家拿出多年来的积蓄填补仍无力摆脱困境，凭借多年诚信经商获得的良好声誉，“广盛公”得到伙伴支持并渡过难关，不仅还清了全部债务，还盈利颇丰，改名为“复盛公”。
一个“复”字道出了商业经营的跌宕沉浮，也颇有一点“绝处逢生”的庆幸和对未来的期许。
之后“复盛公”的生意蒸蒸日上，经营范围上至绸缎布匹，下至杂货蔬菜，主营粮油米面，在当时包头商界名噪一时。随着合作同乡的退出，“复盛公”商号也成了乔家独家经营的买卖。
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富一代”，乔贵发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恐怕不是自己创立的商号和产业，而是乔家代代相传的家规：“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吸毒；不准虐仆；不准酗酒。”
在二百多年前的清代，大户人家“三妻四妾”，子孙疏于管教贪图享乐的例子不胜其数，乔家的“六不准”严格规范子孙行为，可谓意识超前。
“六不准”被乔家子孙奉作金科玉律代代相传，到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这代，不仅将家规发扬光大，他还秉持儒商重信重义的经商精神，将乔家的产业推上了巅峰，创下了整个清代最为辉煌的商业传奇，并回到家乡山西祁县建造了“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乔家大院。
乔致庸继承家业后，将复盛公打造成了包头头一号的商号。到同治、光绪年间，复盛公发展有19个门店，500多名员工。其中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被称为“三大号”，还发展有通和店、广顺恒等支号，经营范围包括茶叶、绸缎、药材、皮毛、粮食、典当、估衣、票号等。
乔家商号所倡导的“首重义、次重信、三重利”为包头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不仅为包头商号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也为乔致庸打造“汇通天下”的“金融帝国”奠定了基础，更让包头成为远近闻名的“西北商业重镇”。
同治九年（1870年）前后，包头围绕以乔家商铺为核心的商业街区修筑城墙，这也是包头最早的建城史。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包头修建城垣完工，“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自此在包头百姓中口口相传。
2002年，在乔贵发在包头创业的住地——西脑包前街124号院四周，兴建了当时东河区最大的居民住宅小区——“贵发山庄”。2007年，“复盛西”商号所在的石胡同19号院周边，建成占地75亩，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仿古建筑街区“乔家金街”，后改名为“包头金街”。2023年，包头金街被认定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并入选“万里茶道”（中国段）文化街区品牌。
乔家在包头创业发家的传奇故事已经成为包头文化的一部分，以乔家为代表的晋商精神也铺就了包头人文精神的底色。
“水旱码头”风头无两
如今的包头以“草原钢城”“稀土之都”而闻名，在百年前，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刚刚开始工业化尝试，包头已因交通畅达、繁荣而声名远扬。
1915年，“包镇公行”改称包头镇商会，下辖商业“九行”、手工业“十六社”。当时的众多商号、旅蒙行商和手工业者就在如今东河区三官庙片区集聚，至今这一片区仍保留有最初的风貌。
《包头历史文献选编》中写道：“为包商业发达最早之一，当清末迄民初以前，为此业最盛时期，每年营业总值有达三十万两以上者”“业此业者以山西人为最，其运往蒙地之主要货物为砖茶、曲绸、布匹、糖味、生烟、鼻烟、米面等”。
在所有商业中，包头的皮毛商贸最为有名，出现了“皮毛一动百业兴”的局面。
包头医学院中医学院党总支书记、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刘忠和表示：“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光绪年间，天津开埠，外商在蒙古各地大量收购羊毛羊皮，而包头处于西北水陆交通汇合处，除自身畜牧业发达外，还联结着甘、宁、青、新等畜牧业发达的诸省，又因黄河改道、军事边防重镇的建设，促使包头成为西北毛皮输出的门户、西北皮毛贸易的中心。”
南海湖北岸早期是黄河渡口和码头、物资集散地，也是包头地区较早的码头之一。道光三十年（1850年），黄河改道南移，使得南海子渡口一度成为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重要水运枢纽和蒙汉民之间贸易往来的中心。在水旺期间，仅南海子码头过往的船筏就达千余只，年运货量高达50万吨，运送的货物有皮毛、药材、粮食、糖茶、五金杂货、布匹等上百种之多。
《老包头记忆》丛书作者、文化学者高凌云感慨：“毫不夸张地说，当年这里可谓千帆过境，场面非常壮观，是当之无愧的水旱码头。”
正因如此，包头也成了南方茶叶进入草原的一个重要环节。
《包头史研究》书中记载：“通往恰克图的茶路主要从张家口经多伦至恰克图，亦有经多伦、库伦至恰克图。而多伦西行至包头亦为重要的茶路，俗语说‘东口到西口，喇嘛营（多伦）至包头’。”
“康雍年间，包头的旅蒙商开始将茶叶输往蒙古族驻地和俄罗斯。道光年间归化城（呼和浩特）大盛魁设三玉川茶庄，在湖南产茶地自采自制砖茶，其产的二四砖茶销至包头等地。”
“包头存放茶叶的货店有广恒西、复新和、义和永、义同厚等。经营茶等杂货的为杂货行，曾有商号源顺泰、德顺成、天合永、永顺恒、如月号等80余家。包头曾有双盛茂茶庄、仁和茶庄、福昌公、正大茶庄、复德和茶庄等。”
2015年的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推进会上，包头市与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以及二连浩特市4座城市被列为万里茶路申遗节点城市，这也肯定了包头在万里茶路上的意义与地位。
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和城镇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促进了包头商业的极大繁荣和人口的进一步集聚。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包头人口增至12万，建有房屋3万余间，成为‘走西口’走出来最大的城市。”刘忠和说。
当时的包头城，多民族汇聚融合，为包头赋予了包容大气的城市性格。
包头历史文化学者刘清成说：“‘走西口’让包头形成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特点，诞生了‘二人台’这样的民间艺术，老包头人给小孩圆锁等民俗，以及喝酸粥、吃炸糕、刀削面等饮食习惯，也都是文化融合的结果。”
福徵寺（包头召）是清代就生活在包头的蒙古族巴氏的家庙，这里不仅见证着老包头文化，也点燃了包头地区的革命烈火。包头巴氏家族第十六代传人巴建和告诉记者：“我从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我长大的院子里就生活有蒙、汉、回等民族，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尊重、团结和睦，包头是‘走西口’到这里的人们共同的家园。”
在东河区，三官庙片区仍留存有包头作为“水旱码头”“塞外通衢”的历史印记。
这里有19处晚清民居院落和历史建筑，融合了晋派建筑风格与草原文化。2014年9月，被认定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6月，被认定为自治区级历史文化街区。2023年，三官庙片区修缮工程启动。
百年风雨，滚滚历史大潮席卷而过；乔贵发在包头开创的事业，历经百年动荡，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写下了它的终章。
来往商队的驼铃、林立的商号与手工业者们的吆喝声已经湮没在历史洪流之中，但乔贵发、乔致庸与老包头的故事，已经成为“走西口”这段历史不可磨灭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