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云
一
中国银行是辛亥革命后，在清理清政府“大清银行”的基础上，于1911年改组为“中国银行”。总行设在天津，1915年10月来包头，先设分行，后改为办事处，主任为郑恩卿（字相臣）。
中国银行在包头购买了昇恒店巷13号路西院落作为行址，后来这条街改叫“中行街”。
中国银行是最早来包头的银行，后交通银行、丰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也陆续来包头设立分行。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将官渡设在包头南海子。到民国初年，包头黄河航运日渐发达，成为黄河中上游的水运枢纽。上至甘肃、青海、宁夏、临河、五原，下到伊盟准格尔旗、河曲、保德，一直到晋商的西大门——碛口，每年运输货物达700多万吨，主要物资为西北特产：皮毛、药材、牲畜、粮食等，随之包头已成为西北重镇，皮毛、药材的集散地，运往全国，并通过天津口岸出口国外。
中国银行凭借着敏锐的经营洞察力和精准的经济信息，捷足先登来包头设行，当时的资产总额达250万元，是当时包头银行业的老大。
1923年至1926年，包头的政局较为安定，市面极为繁荣，城区人口增加到7万多，大小商号2000余家，银号、钱庄也不断地增加，包头商会所属的“九行十六社”也更加成熟和稳定，推动了包头的经济发展。此时，中国银行业务也大有起色。
20世纪初，俄、英、日、德的资本集团纷纷来包头开设的洋行达14家，洋行利用北洋政府对外国列强关税的优惠待遇，大量收购羊绒、皮张运往国外，扰乱了市场秩序，挤压了民族资本的发展。
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包头，以及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军阀割据，土匪四起，中国银行被迫停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开发西北”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实业救国”“移民实边”“屯垦开发”的舆论下，一些仁人志士，纷纷来包兴办实业。包头第一个合资经营的民族资本工业，电灯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段绳武将军弃官从农筹建的“河北新村”；1932年，国民党在包头也成立了“绥西屯垦督办公署”，开发大后套。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包头的中国银行重新复业，并改为支行，年营业额400万元，流通钞票约三十万元。同时向各商家公布，3日内按各家存货以五折作抵，共抵押28万元，是包头抵押货款之始。
中国银行根据包头交通运输的状况和旺淡季节更替，还经营仓储业务，拓展了银行业务范围。1933年，在升恒店建成第一个仓库，占地3亩；1935年在万字会巷建成第二个仓库，占地4亩；同年，在前街建成第三个仓库，占地4亩。皮毛、药材、粮食等是季节性很强的物资，放贷、收购调控余缺对银行的资金周转十分重要，承揽存储、晾晒、打包、起运、装卸等代办业务，既方便客户又增加一笔收入。
1935年1月30日《包头日报》刊登中国银行广告称：“在包头存有货物何患无款，可用货未运津脱售，尽可在包用款”。1937年1月28日《包头日报》又登广告称：“城内城外设有仓库。晒毛、存货、打包、起运、卸车，均可代办，就近用款，尤为便利”。
中国银行来包设行后，因当时西北很少有现洋（银元）流通，中行每月由京、津运来三、四十万元通行市面，每月放借贷二、三十万元，调剂金融。当时现洋有“站人”“袁大头”“帆船”等，是以“两”计价，进行兑换。1934年11月以后，废两改元。
1936年2月4日起，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下令以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3行钞票为法币，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其强制流通，提高了中国银行货币的信誉。
1937年“七七”事变，同年10月17日日寇侵占包头，包头经受了长达8年残酷的殖民统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战火四起，交通梗塞、匪患肆虐、百业凋敝，各钱庄相继歇业，中国银行也步履维艰。
1938年，日伪政府为掌握包头的经济命脉，将复盛公、复盛西、晋兴钱庄、广恒源、吉履谦五家银行一并归公，改组为“同和实业银行”，资金共计12万元；并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丰业银行、平市官钱局原地改组为“蒙疆银行”，在包设有分行，发行钞票，日伪紧紧地控制了包头的金融流通。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蒙疆银行由国民党绥远省银行接收，称原“中国银行”为“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同和实业银行倒闭。原来钱庄、银行的资金也付诸东流。包头的银行业日趋萧条，中国银行在包头也就此消亡。
二
中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包头30多年的历史，给塞外古城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包头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入驻包头时，正逢民国初年，包头也正以新的观念和思想向前发展，南海子渡口塞外通衢，皮毛集散地初具规模，特别是1923年1月京绥铁路通到包头，真正的“水旱码头”形成，包头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与京津地区相比还是落后很多。
中国银行入驻包头，为塞外老城带来了新的经营方式，新的信息资源，一改原票号、钱庄相对封闭的状态，为商家买卖开阔了眼界，为银行业注入新的金融理念。
中国银行设在城区中心，门前的大街以它命名为“中行街”，这在当时的包头是很少有的。说明中国银行在包头比较深入人心，行址为深宅大院，占地约2000平方米，中西风格，庄重显赫，设备齐全。营业大厅、集会礼堂、迎宾客房等应有尽有。
1932年1月23日，北洋军阀吴佩孚来包，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七十师师长王靖国等各界公务人员接待，吴佩孚下榻在中国银行居住数日。
1949年，为了促使绥远和平解放早日实现，毛泽东批准傅作义偕邓宝珊到绥远、包头召集国民党军、师、旅高级干部谈话。1949年9月19日上午，以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为首的军政干部和地方各界代表39人，齐集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原中国银行）礼堂，举行起义签字仪式，向全国通电，红色电波从这里传出，绥远和平解放，包头获得新生，这里从此也成为全国人民一个红色记忆的地方。
1949年9月，中共包头市委在绥东解放区丰镇县成立，任命郑天翔为副书记主持工作。12月5日组建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包头工作团，12月23日工作团一行150人在团长郑天翔的带领下到达包头。先入驻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原中国银行）近一月时间，后搬迁到红万字会巷6号（现中共包头市委旧址）。中国银行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支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党和政府的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中国银行在包头几十年，与包头人民共荣辱，它记录着包头这座城市的兴衰和包头银行业的奋斗历程，这是包头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彪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