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记者 苗雨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5年的支教生涯，执教5所学校1100多名学生，带去约8万元帮扶物资……对于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美慧来说，这不仅是一串数字，也是一段回忆、一个过程，更是一张答卷。答卷上，写满了关于支教的故事。
从包头到丽江宁蒗彝族自治县（俗称“小凉山”），是跨越2300多公里的奔赴与约定；从城市到乡村，是用“心”丈量乡村教育的实践与成长。
2019年夏天，在一次采访中宋美慧了解到滇西北支教团，自此她与支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近5年来，她多次回到“小凉山”，这场让人难忘的“南北公益交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已形成一个公益品牌。
记者：初到“小凉山”支教，您遇到过什么困难或者挑战吗？
宋美慧：作为一名内蒙古姑娘，2019年底到“小凉山”支教，是我第一次走进深山。进村的必经之路是一条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的盘山泥石路。对于初次走进大山的人来说，走过的每一道急弯、每一个陡坡都惊险万分。陌生艰苦的环境给了我一个“下马威”。那里的气候跟包头完全不一样，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冷，我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羽绒服套着冲锋衣，棉裤套着棉裤，仍然冻得直发抖，可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有的只穿着一条单裤子，有的甚至光脚穿着一双塑料凉鞋。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情况下过冬，艰难可想而知。
记者：5年的支教经历，给您和孩子们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宋美慧：支教之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多了好多亲人。每次听到孩子们说“老师，你就像我的姐姐”，我特开心。过去我是一个很喜欢打扮、爱买衣服的人，妥妥的“月光族”，支教这些年，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越来越低，反而大山里的孩子们成了我最牵挂的人，那些扎根大山的老师们成了最震撼我心灵的人。
对于学生们而言，变化最大的就是大家想通过学习改变生活、走出大山的愿望特别强烈。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上支教老师和孩子们躺在操场上一起看星星，聊理想、聊外面的世界，孩子们说了好多自己的愿望，那晚的夜空还有孩子们的欢笑声，至今仍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记者：支教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情？
宋美慧：有一对支教18年的教师夫妻，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张永培、刘凤芝老师是我曾支教过的麦地河完小的一对教师夫妻，张永培是一名正式考入学校的教师，刘凤芝是一名代课教师。因为对大山里这所学校的不舍，他们选择长期任教，两人的孩子也是在任教时期出生的。孩子8个月时突发高烧，正巧山里下大雨，泥泞的山路让孩子无法及时就医，再去医院检查时，孩子已是双耳失聪。听医生说植入人工耳蜗可以让孩子重回有声世界，但费用得25万多，他们在医院门口抱头痛哭，夫妻俩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三千元，就这样四处举债。张永培跟我说，在准备带孩子去做人工耳蜗的前一天晚上，全校的孩子都挤在教师宿舍门口，学生们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交给他，他捧着皱皱巴巴，还带着温度的毛票，泣不成声……就这样他们夫妻下定决心扎在大山里。可以说，这件事戳中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让我也下定决心回到孩子们身边。
记者：支教这些年，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好心人”吗？
宋美慧：记得2020年寒冬，当地老师跟我聊天说，住校的孩子们几乎少有换洗衣物且在学校也没有洗衣机能及时清洗，开始我只是在“朋友圈”小范围征集物资，但是要解决160余名学生的御寒物资以及洗衣机问题，显得杯水车薪。当单位领导得知孩子们的情况后，立即展开“暖冬行动”，职工们的捐款源源不断，每个孩子都收到了来自包头的礼物。当看到熟悉的学生穿着新衣服、戴着棉帽的照片，我内心特别温暖。此后几年包头日报社仍持续不断为孩子们捐赠。2024年再次回去，我还带去了包头市文化发展行业协会购买的价值8000余元的物资，有水彩笔、篮球、足球，以及牙刷、纸巾等。孩子们收到这份特殊的六一儿童节礼物都格外珍惜。
“虽然不敢承诺一定回去，可是我心里知道，我是一定要回去的，回去就是一种使命，只要还需要支教，只要山村孩子们有需要，这条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采访过程中，“回去”成为高频词，这也是宋美慧内心深处最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