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民
有学者将人类生产资料抑或政治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上古时代，人们贫穷但自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但那尚处于“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的自由模式下的暴力蒙昧时代，有人歌颂它的自由无拘，但它的残忍混乱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重蹈旧辙、重拾“贰过”的。孔子讲“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就是秩序，就是“礼”“法”。“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记》）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他又接着说，“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看来虽是地域、时代不同，但这二人都强调个人的权利自由应该在社会秩序（“矩”）的规范下行使，千万任性不得。
一
看见过一家烧烤店的广告语：火，使人类由蒙昧迈向文明。挺佩服店家的层次格局，讲得很好。蒙昧时代的茹毛饮血、生食活吞，既不卫生、也不利于消化，更因残忍而有碍观瞻。《礼记》“曲礼上”中讲了很多饮食之礼，比如“勿抟饭，勿放饭。”是说，不要用手抟饭团，已经抓取的饭不要再放回到食器中了。“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梜”和“箸”都是筷子的意思，用手抓食肯定不文明（除了风俗外），今天聚餐，很多人甚至已经习惯了使用公筷。筷子的使用，在我国至少已经有三千年历史，中国最早发现的实物筷子，是出土于安阳殷墟的铜筷子。《韩非子·喻老》篇中记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是说商纣王用象牙制作的筷子进食，箕子认为其过于奢侈，而感到恐惧。
吕叔湘先生曾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过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名著《文明与野蛮》，书中记载：第十世纪的西班牙贵人请客的时候，富丽堂皇的桌布铺在桌子上，杯盘满列，山珍海味一道道上来，可是没有叉。爵爷也罢、方丈也罢，吃那些鳟鱼、羊肉、鸡肉全得借助五指将军。在中世纪的初年，大家合用一只大盆，连个匙儿也只有贵人才使得着，盘子也没有。每人面前安一只盘子，这是16世纪才有的事。在14世纪（法国）上等社会里头，汤是用粗陶碗盛的——两位客人共一碗。设若全是家里人，更不用这样麻烦，就拿煮汤的锅子端上来大家喝。面包是每人一厚片。肉由一人切片，用铜盘盛着，讲究些使用银盘，各人往自己的木碟里拣，可是只能使三个指头。吃完了，剩些沾过油汤的面包舍给穷人。一个人一道菜就要使一只盘子，这要到1650年左右才完全通行，那野人似的对付办法才绝迹。那时候拿块肉骨头或面包片喂桌子底下的猫狗绝对不算失仪。（《礼记》中讲，不要将拿起的鱼肉再放回食器中，不要将骨头扔给狗，“勿反鱼肉，勿投与狗骨”）该书中记载：在早年，刀比较起来更重要，可是也不如我们设想之甚。在法国，不管怎样盛大的筵席，有个两把三把就够使，你使过了给我，我使过了给他。1550年以前的人喝酒只用一只公共的酒杯。往后又过了一百多年，还有一位上等社会里头的太太用十个指头抓菜吃。到1695年还有一位太太用“才从她的樱唇上拿下来”的匙儿舀酱油给客人，毫不觉得什么。总而言之，二百多年前，顶文明顶讲究的西欧人，讲起吃饭的格式来还只是一个野人。他们进步到跟东非洲黑人一样，饭前饭后洗洗手，可没有能比这个更进一步。
《文明与野蛮》一书记述：巴黎城在13世纪中已有人口12万，到16世纪终增加到20万，再过一百年便达到50万。在那个法国的首都、时髦源泉的巴黎城里，满街都是秽物。蒙丹老先生想在巴黎城里找一个可以不闻见臭气的住处，始终没有找到。这也无怪其然。单举一件事，巴黎人的便壶是随意在窗口向外而倒的，毫不顾及行路之人。谁要是身段欠些灵活，听见一声“当心水”不能立即闪开，那就准中无疑——这在莫里哀以及同时代诸家的喜剧里是屡见不鲜的插话。可是这还算是比较无伤大雅。中下阶级中人更不讲究，随地便溺，连便壶等居间物都不用。法国革命快要爆发的时候，瑟罢士梯安·麦舍诉说，在进门的弄子里小便成了男子们的习惯。“一回家就看见一个男子在你的楼梯脚下小便，看见你丝毫不觉得难为情……这个风俗实在非常脏，尤其使妇女们为难”。
在从前王权神授、朕即国家的黄金时代，卢浮宫实在很不体面。院子里、楼梯上、阳台上、门背后，人人可以随意方便——管宫的人员绝不来干涉，所以谁也不怕看见。在一般民众看来，这种鄙野之风原不足责。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教授在其记述同时代、南宋临安（杭州）城百姓生活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写道：借助于12至13世纪间三个不同时期的户籍调查，在1165至1173年间，户籍数为104699，这也就是说，如果每户4至5人的平均数字是可以接受的，则人口总数当为不足50万。在1241至1252年间，户籍数达111336，人口总数则相应地在50万以上。最后，到1270年，户籍为186330，人口总数在90万左右。“事实上，从户籍调查获知的数字必须被看作最低限度的，因为其中既未包括来访旅客，或许也未包括杭州（临安）的驻军人数。因而，在1275年前后，可以有把握地说，整个杭州地区的人口总数已逾百万。”
在对临安城卫生、交通供应讲述章节中，该书写道：而这些运河则分别流经该城的不同街区，把所有的秽物运去……然后，河水再流出城市，淌进大海，使城内的空气清新宜人……当局把街道打扫干净，并将垃圾用船运走。这些船只先来到城北新桥附近的运河上的汇合地点，然后结成船队前往农村，在那里垃圾被置于荒地上进行处理。每年逢新春之际，地方官署便会对街道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并对运河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富家宅院均有厕坑，但是居住在贫困区多层楼房（原文如此）中的穷人，却不得不使用“马桶”。清洁工每天会来把马桶中的粪便取走。这些粪便无疑是被用来当作周围花园和东郊菜地的肥料。而清洁工们，俗称“倾脚头”，也结成了一种合作关系。他们“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
两书刊行面世相距70余年，一个写13世纪的巴黎、一个写同一时期的南宋杭州，都是从百姓日常生活写起，两者当时的文明程度高下立判，若是再加以《礼记》所载饮食之“矩”相较，更是云泥之别。
二
2024年2月27日，最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是促进法律正确、统一适用的重要举措，深化诉源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最高法切实强化法官司法能力建设的务实举措。这个事情其实非常重要，起码能使同样类型的案件得到统一的判决，或者起到参考借鉴的作用。从电视上看到这则消息，就想起清朝的《刑案汇览》一书。该书辑录了乾隆元年至道光十四年近百年间由中央司法机关审理的刑案5640余件，按大清律例的门类编排，于道光十四年刊行。
书中记录了这样一宗案件，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四川一个叫李成荣的地主，他的妻子李何氏长得很漂亮，引得家中雇工周得佶的垂涎。一日，周得佶趁李成荣外出之际，调戏李何氏，遭到李何氏怒斥。李成荣回来后，李何氏碍于面子，未对丈夫说出实情，只讲周得佶懒惰，应将他辞退。李成荣不明就里，且周得佶此前多次透支工钱，便答复妻子说等到周还清欠款就将其辞退。
未曾想，色胆包天的周得佶竟然于第二天夜里，再次抱住李何氏调戏。李何氏挣脱不得，用刀将周刺伤，被李成荣逮个正着，并将周捆缚。第二天欲送官府时，闻讯围观的邻居诸人纷纷责骂周得佶，周恼羞成怒，对李何氏破口大骂。李何氏气愤不过，挥刀刺向周得佶，致其当场毙命。
案子送到四川总督蒋攸铦处，鉴于当时法律在这方面没有明确规定，即援引1783年一起类似案例，判了一个绞监候。
“人命关天”，清朝所有死刑案件都要送到朝廷，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进行复核。三个部门中，刑部最有发言权，刑部的初审意见是赞成蒋攸铦的判决。
眼看李何氏命悬一线，大理寺少卿杨怿曾提出不同意见说，“明刑所以弼教，妇女首重名节”，李何氏因为反抗调戏杀人，事出有因，不应重判。
按照现代律法观点，李何氏存在“防卫过当”之嫌。但嘉庆帝见到刑部的初步处理意见后，勃然大怒，将四川总督和刑部官员一通臭骂，又表扬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杨怿曾，说“都察院、大理寺原以济刑部之所不及，汝本进士出身，刑名甚熟。”李何氏得以无罪释放。
李何氏一案的判决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救了不少抗拒侮辱而伤人、杀人的无辜女子。为了预防类似案件，刑部干脆制定条例，规定“应请嗣后妇女拒奸杀人之案，登时杀死者无论所杀系强奸调奸罪人，本妇均勿论”。有评论讲“不得不说，这是古代妇女权益保护的巨大进步，具有里程碑意义。”
之所以讲这个例子，是想说，在我小时候得到的传递都是几千年帝制是黑暗专制的，无一丝人性、人道可言。将历史、文化传统完全割断，其实造成的是彼时认知的一片苍白茫然。钱穆先生曾讲：不能因为我们推翻了清帝制，就认为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就全部一无所取。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近代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部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来讲，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中山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他在承认近代科学落后的事实后讲，“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向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不是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
既要看宏观的，也要看微观的；既要看桌面上的，也要看桌面下的；既要看庙堂之高的，也要看江湖草野的，真实的历史一定是多面的，而不会是快餐式传递、浅薄式演义、功利式表达、流量式吸睛的那样。
三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的极大富足，带给国人自近代以来从没有过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当代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现在的关键一招还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65页“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中国历史上的周汉唐宋等盛世王朝，其建世之初，无不拥有革弊鼎新之担当、不负天下之进取、招贤纳谏之雅量、顾念民艰之悲悯，他们与士大夫、百姓共同创造的文明之光，在当时的世界闪耀一时。及至后来、尤其明清以降，改革之动力匮乏、创新之精神萎靡、开放之意识缺失，在极度的自私、极度的狭隘、极度的颟顸、极度的昏聩裹挟下，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文明渐行渐远，终至落伍被欺凌。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何尊”，其122个铭文中，“宅兹中国”赫然呈现。但那时的“中国”主要指中原、中土，非今日中国的国家概念。今天我们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指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民族间一律平等。但过去尚无此概念，中华古籍里多有“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歧视色彩的称谓，古时很多人头脑里只有“天下”，而无“世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土之外，皆为鄙俗，平等看世界的视野缺失，这也是当时与世界断离的重要原因。
1792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率英国外交使团，带着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国书和精心准备的国礼，在海上航行九个月，抵达中国。在与清大臣讨论觐见乾隆帝的礼节上，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清大臣坚持要让他们履行三跪九叩群臣大礼，对方认为国与国是平等无二的，我们不能执臣下礼见面。乾隆帝得知双方的争执龃龉后，本就对见面不感冒的心情更加不爽。于是修书一封，令其返程，回信尽显大清的无知、傲慢和闭塞。《敕英咭利国王谕》，“敕”“谕”都是以上令下的修辞，够自负的。“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即我对你的恭顺诚意很满意，特提出表扬。“天朝扶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我天朝威加四宇，什么东西都有，但念你诚心进献，暂且收下了。这威仪、这做派、这言语，真是够有排面的。
乾隆朝再往前追溯两千年，改革家赵武灵王欲向所谓的“弱小”民族学习，推行强军振国的“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深知改革之难，他首先去做当时的重臣、他叔父公子成的思想工作，他讲“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从政先信于贵，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也。”有理有节，真诚谦逊。他叔叔说“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熟图之也。”虽然后来，公子成接受了赵武灵王的意见，带头穿着胡服上朝，但是其当时的心理是不是跟乾隆一样呢：只有他们学我，哪儿有我学他们的道理？
“除掉美洲来的番茄、土豆、豆子、玉米面包，波罗蜜、可可；非洲来的咖啡；中国来的茶叶；印度来的白米和蔗糖，我们的餐桌上还剩些什么？牛肉、小麦、裸麦、牛奶。这里面，裸麦在基督出世的时候才传进欧洲。其余的要算是很早就有了的，可也不是欧洲的土产。全都得上近东一带去找老家。讲到起源，西部欧洲是一样也说不上”（《文明与野蛮》）。
前些时间，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的大型纪录片《大敦煌》，全景式地对敦煌历史进行了解构介绍，让人们感受到文明交流交融可能产生的极大魅力。
改革添动力，开放增活力。封闭只能带来狭隘、短视、停滞，开放却可以带来自信、从容、坚定。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从历史追溯中聆听“师古不泥古”的启迪之音，才可能在文明再造中更快实现几代人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复兴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