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文坛曾出现一桩极富意趣的现象：文人墨客常以骑驴为乐，于驴背上寻觅诗思、触发灵感。 唐代有位宰相名叫郑綮，亦是颇具声名的诗人，因其诗作流传甚广，深受时人喜爱与关注。一日，有人问他近来可有新作，他笑着答道：“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郑綮性情旷达洒脱，常骑驴赴郊外踏雪寻梅，尤爱漫步灞桥一带，行吟其间，每每能迸发意想不到的诗意灵感。
谈及骑驴觅诗，唐代诗人孟浩然是绕不开的代表。李复《书郢州孟亭壁》记载：“孟亭，昔浩然亭也。世传唐开元间，襄阳孟浩然，有能诗声，雪途策蹇，与王摩诘相遇于宜春之南，摩诘戏写其寒峭苦吟之状于兹亭，亭由是得名。”这段文字记述了孟浩然冒雪骑驴苦吟，与诗人王维相逢，王维将其寒苦吟诗的情态绘于亭壁，亭子也因此得名。孟浩然素来偏爱雪中骑驴寻诗，他还作有《长安道中雪骑驴》一诗：“迢迢秦京道，苍然岁暮天。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落雁迷沙渚，饥乌噪野田。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
为何唐代文人多骑驴觅诗，而非骑马？究其缘由，一是马匹在当时多归军用，仅少量供京城高官乘骑，普通百姓、下层官吏与贫寒文人无缘享用；二是驴子价格低廉，性情温顺，行步舒缓，文人骑于背上悠然徐行，恰好适合沉心构思、寻章摘句，更易激发创作灵感。唐代诸多千古名篇的诞生，与骑驴行吟的闲适心境不无关联。
在唐代，因骑驴苦吟闻名的还有诗人贾岛。贾岛早年为僧，心性清雅，耽于禅理，更痴迷作诗近乎忘我，行走坐卧、饮食起居，皆在推敲字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时人谓之“苦吟诗人”。他常骑驴出行，于驴背上冥思苦想、雕琢诗句，曾不慎冲撞京兆尹刘栖楚的仪仗。另有一次，他纠结“僧推月下门”与“僧敲月下门”孰优，心神专注间，驴子又冲撞了京兆尹韩愈的队伍。韩愈得知原委后非但未怪罪，反而斟酌后建议用“敲”字更妙，二人由此留下“推敲”的千古佳话。贾岛苦吟求工，诗作意境奇绝，深受同代诗人敬重，张籍《赠贾岛》云：“篱落荒凉僮仆饥，乐游原上住多时。蹇驴放饱骑将出，秋卷装成寄与谁。”王建《寄贾岛》亦写道：“尽日吟诗坐忍饥，万人中觅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犹卧，驴放秋田夜不归。”
唐代文人热衷骑驴，还有一项制度缘由：当时朝廷曾多次颁布骑马禁令。《唐会要》中便有相关记载，晚唐宦官专权，宦官杨玄翼不满考场举子车马服饰过于奢华，特意下令禁止举子骑马，一时间长安科场千余士子皆改骑驴。有位名叫郑昌图的举子，身材高大魁梧，骑在娇小的驴背上模样滑稽，有人当即赋诗嘲讽：“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种种缘由相推，毛驴在唐代成为流行代步工具，长安城内甚至兴起租赁毛驴的行业，时称“驴的”。据《太平广记》记载，长安府衙门口、市井集市皆有“驴的”候客，城外沿路店家也兼营租驴业务，方便行人短途出行。
唐代骑驴行吟的诗人远不止贾岛，与他齐名的苦吟派诗人孟郊，亦钟爱骑驴。韩愈在赠孟郊的诗中写道：“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骑驴到京国，欲和熏风琴。”有“诗鬼”之称的李贺，更是常骑驴携童觅句，李商隐《李长吉小传》载：“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生动记录了李贺骑驴寻感、呕心创作的场景。
诗圣杜甫旅居长安十三载，骑驴出行更是常态，三首诗作真切记录了他困居京华的潦倒生涯。天宝九载（751）所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云：“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长安市井繁华，车马喧嚣，而胸怀大志的杜甫仕途困顿，骑蹇驴奔走于权贵之门，尝尽世态炎凉。天宝十三载（754）《示从孙济》写道：“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彼时杜甫生计艰难，清晨骑驴出门投奔族孙，虽为宗族相聚，仍不免遭人非议，困顿之状跃然纸上。乾元元年（758）《偪仄行赠毕四曜》言：“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杜甫任左拾遗小官后，官马上缴公库，清贫到无驴可买，只能向邻居借驴代步，窘迫境况令人唏嘘。
正因驴子在唐代社会的特殊地位，朝廷十分重视对毛驴的管理与保护，专设管理机构，皇帝亦曾下诏护养驴等役畜，足见毛驴在当时的重要性。在唐代，驴不仅是寒士阶层的代步工具，更成为文人落拓不羁、清雅守志的精神象征，其文化意蕴影响深远。
（据《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