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吹过，梅子黄时，街边水果摊上争奇斗艳。樱桃、杨梅、荔枝、西瓜逐一登场，夏天的滋味在舌尖轮转。一边剥食鲜果，一边抚卷翻书，才发现古人早就把这些夏日风物写进了诗词。有趣的是，这四种水果走进诗人笔下的时间点竟各不相同，就像一场错落有致的四重奏。 最先登场的是樱桃。樱桃树怕冷怕热怕旱怕涝，在古代栽培不易，而北方地区的樱桃又是一年中最早成熟的水果，物以稀为贵，唐代宫廷收获了樱桃之后往往要先向先帝祭献，再分赐群臣。唐太宗喜食樱桃，曾作《赋得樱桃》诗，感叹“昔作园中实，今来席上珍。”更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科考发榜之日恰逢樱桃成熟，皇帝常设“樱桃宴”款待新科进士。诗人王维的《敕赐百官樱桃》描绘的就是这般盛况：“芙蓉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归鞍竞带青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百官们用青丝笼小心翼翼地将赏赐的樱桃带回家，太官署还贴心地备了蔗浆消热。只可惜樱桃虽贵，果期极短，果实又娇嫩怕碰，终究难以广为流传。它在唐诗里热闹开场，却没能像后来者那样走进千家万户。
杨梅比樱桃晚熟，也晚了一个多世纪才在宋人笔下真正“红”起来。唐代诗人写杨梅的相对罕见，唯李白在《梁园吟》中留下一笔：“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据说是李白途经梁园，当地友人设宴款待，盘上先置冰块，再码上洗净的杨梅，吃的时候蘸着洁白如雪的吴盐，别有一番滋味。吴盐产自古江淮一带，味淡而鲜，杨梅渍盐除却杀菌驱虫的功效，还能抑酸增甜。到了宋代，杨梅才算真正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南宋诗人方岳在《次韵杨梅》中用“众口但便甜似蜜，宁知奇处是微酸。”精准地道破了杨梅滋味的妙处——纯甜无趣，甜中透酸才够味。杨梅不像樱桃那般出身高贵，它生于山野，沾着江南的烟雨与朝露，自带一股质朴的鲜活。滋味上或许不及荔枝那般甜得纯粹，却在甜与酸之间构筑了一种更幽微、更耐人寻味的美感。
而荔枝在唐宋诗人之间的待遇，则构成了另一种更深刻的张力。早在唐代，荔枝就已经闻名遐迩了，只不过名声并不那么“光彩”——它刚一亮相，就背上了“奢侈”的原罪。晚唐诗人杜牧在《过华清宫》中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经此诗渲染，荔枝几乎成了唐玄宗、杨贵妃奢靡生活的象征。到了宋代，苏东坡被贬惠州，在那个被视作蛮荒瘴疠的地方，竟第一次吃到了新鲜的荔枝，当即写下《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将荔枝比作“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更直言“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根本无须杨贵妃来赏鉴，荔枝自身就有倾城之姿。后来那句更广为人知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表面上是吃货的宣言，内里却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政治上的失意，在舌尖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最后登场的是西瓜。说来也怪，唐诗里竟然找不到一首写西瓜的诗。不是唐人不懂得享受，而是西瓜尚未传入中原。据记载，西瓜原产于非洲，大约在公元九世纪才随契丹破回纥传入辽国。据说，一个叫胡峤的汉人在被辽国囚禁了六七年之后，一路辗转南归，将西瓜籽缝在破棉袄夹层里带回了中原。他在《陷虏记》中记录道：“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胡峤回归中原的那一年是后周广顺三年，即公元953年，离唐朝灭亡已将近半个世纪。待到宋代，西瓜种植已然普及，南宋诗人范成大在《西瓜园》中写道：“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文天祥更是潇洒，“拔出金佩刀，斫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一个“斫”字，让吃西瓜的豪气跃然纸上。同样是被贬岭南，苏东坡手捧荔枝细细品味，文天祥则拔刀斫瓜大快朵颐。宋人笔下的水果，多少都带着几分洒脱与率性。
樱桃是宫廷雅宴上的贵客，杨梅是山野里的邻家姑娘，荔枝背负了奢侈的原罪又在流放中完成了“自我解放”，西瓜则姗姗来迟、错过了整个唐朝。从这四种夏日水果进入诗歌的顺序里，我们似乎也能隐约看出唐宋时代精神的某种分野：唐人更爱攀附权力的荣光，樱桃宴、荔枝贡，无不与宫廷有关；而宋人则更懂得欣赏寻常生活中的真味，无论是山野间的杨梅还是田头切开的西瓜，都能从中品出人间的甘甜。文/项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