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世通 “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在我老家的村子里，这句民谣就像一道号令。日子刚一迈进二月的门槛，风就变了味道，不再是冬天干巴巴的冷，而是润润的、痒痒的，吹在脸上，让人直想往地里跑。而对于我来说，二月二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一天，是我爸爸一年春耕的“开幕式”。
记忆里的那个清晨，我总是在一种窸窸窣窣的声响里醒来。不是鸡叫，也不是鸟鸣，是爸爸在院子里打磨那些歇了一冬的农具。锄头、铁锨、镐头，一件件摆开，他蹲在磨刀石旁，双手用力按压着锄刃，身体一起一伏，那“嚯嚯”的声音沉稳而有力，仿佛不是在磨铁，而是在唤醒沉睡的土地。
等我穿好衣服跑到院子时，天刚蒙蒙亮，爸爸已经收拾妥当，正往一个褪了色的军用帆布包里装东西。那里头有妈妈半夜起来烙的饼，还有几头大蒜和一大壶酽茶。他直起腰，拍拍手上的土，望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嘴里念叨一句：“龙都抬头了，人也不能懒着，今儿个得把南坡那块地的坷垃都敲碎了。”
我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他出了门。田野里已经有了三三两两的人影，远远地能听见说笑声和牲口的响鼻。地还是那块地，可经过一个冬天的沉睡，踩上去软绵绵的，带着一股子新鲜的潮气。爸爸脱下外套，往地头一扔，朝手心啐口唾沫，两手一搓，便握紧了锄把。
他不说话的时候最威严。每一锄头落下去，都精准有力，大块的冻土应声而碎，他在前面开垄，那垄沟开得笔直，像用墨斗线绷过一样。我跟在后面，负责把地里的石头和干草根捡出去，扔到地边的篮子里。累了，我就坐在田埂上看着他。他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洇湿了一大片，脊背弯成一张弓，一起一伏间，仿佛不是在耕作，而是在和这片土地进行一场古老的对话。
“爸，歇会儿吧，喝口水。”我喊道。
他这才直起腰，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抹一把脸，走过来接过水壶，“咕咚咕咚”灌下去半壶，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他望着脚下这片被梳理得平平整整、没有一块杂坷垃的土地，眼睛里闪着光：“你看，这地整好了，过两天一场雨，种子撒下去，秋后就是好收成。人哄地皮，地皮可就哄肚皮啊。”
歇不过一袋烟的工夫，他又起身了。晌午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偶尔有布谷鸟从头顶飞过，留下一串清脆的叫声。田野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整地的、送粪的、选种的，沉寂了一个冬天的村庄，在这一天彻底活了过来。
傍晚收工的时候，晚霞把西边的天烧得通红。爸爸扛着锄头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一大一小两个影子被拉得老长。路过村口，有人和他打招呼：“他叔，这么早就收工了？二月二可是大囤满小囤流的日子啊！”爸爸笑着回应：“早不起，晚不歇，就图个龙抬头的好兆头！”
回到家里，妈妈已经包好了饺子。爸爸洗了把脸，坐在桌前，破例倒上一盅白酒，抿一口，滋喽有声。他看看我，又看看妈妈，忽然笑了：“今儿个二月二，龙都抬头了，咱家的好日子，也得跟着抬起头来。”
那时我还不完全懂这句话的意思，只觉得灯光下的爸爸，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似乎都被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给抚平了。
如今我离开家乡多年，住在城里，早已听不到那“嚯嚯”的磨锄声。但每到农历二月初二，我总会想起那个清晨，想起爸爸躬耕于田垄的背影。我才明白，爸爸的春忙，不只是为了那一季的收成，他是在用一生的勤劳，为我们这个家，犁开一片叫做“好日子”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