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晓 夏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呆坐在阳台上看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宋老师的声音：“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我前不久去做了白内障手术，现在能够看书了，你又出书了吧？”
我嗫嚅着，又诚实回答宋老师：“现在像我这样的作者出书很困难，再说，现在的人都看短视频了，哪有闲心看书呐。”宋老师依然是能量满满的声音：“我眼睛好了，也很少看短视频，这个月我准备把张宏杰的一本写明朝的历史书读完，你还是要相信文字的力量。”宋老师的话，让我好生惭愧。
宋老师今年87岁，是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当年我的历史成绩并不好，与他的深度交往，还是一次历史课上我埋头看金庸的小说，宋老师其实早就发现了，但他爱护我的面子没有当众制止我。下课后，宋老师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掩上门和我谈心，他说：“我知道你想当作家，从事文学多学一些历史，今后用处大。”自那以后，我在历史课上专心起来，高考中历史得了高分，但还是落榜了。
高中毕业后，我准备拿起堂叔为我在小镇铁匠铺子上打的锄头、镰刀，一辈子在土地里刨食求生。
那年秋收，49岁的宋老师在一位同学带领下，来到我在山村的家。宋老师送我一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他说：“你要向孙少平学习，就是种庄稼，也要在村子里种好。”这本书的扉页上，有宋老师写下的勉励：“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强大起来的。”那是摘录书中的一句话。宋老师的小楷字迹干净清朗。那天，母亲做了一顿农家饭招待宋老师。临走前，宋老师突然做出一个奇怪举动，他摸出10元钱，说是付中午的伙食补助。母亲急了，说：“宋老师，你是我家娃娃的老师，你来看望他就不容易了，这伙食费，绝对不能收。”宋老师有些难为情地笑了，他说：“我听乡里的干部讲，他们到群众家吃饭，都是要付伙食费的，这习惯好，我得学。”
我和母亲送宋老师到山崖边的小路，他再次回头鼓励我：“你得向孙少平学习！”望着宋老师消失在山崖下，我趴在一块山石上，泪水啪嗒啪嗒落在石头上。
第二年春上，我通过考试进入了当地一个小镇工作，最初安排的工作是出纳。到小镇之前，堂叔郑重地对我嘱托：“侄儿，锄头不能丢，镰刀也还给你留着，在镇上混不下去了，再回来种地，只要人勤快，饿不死！”堂叔又鼓励我说，村上已经有3个万元户了，假如你不走，你就是第四个。
我在镇上工作的消息传到了宋老师那里，他从教书的县城兴冲冲赶来，直接找到我在镇上的办公室，一进门就朗朗大笑：“你看你看，我说你向孙少平学习，你真学了，给我这个老师争了气，争了光！”那天中午，我请宋老师到镇上一家馆子吃饭，宋老师当场答应。来到馆子，宋老师或许是担心我那时工资少，就自作主张点了3个菜，一个粉蒸扣肉，一盘回锅肉，一个青菜豆腐汤。吃完饭，我和宋老师来到小镇河流上的老桥边合影，我们并肩站在老桥上，摄影师见我一脸严肃，不停地催我：“笑一个，笑一个。”
照完相，我正准备把宋老师送到小镇车站，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说：“不用送了，你工作的这个镇子很不错，我想一个人去逛一逛。”我知道学历史的人爱独自深思，于是依了宋老师。
20岁那年秋天，我在黑龙江加格达奇的一家地区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那是祖国的最北方，莽莽苍苍的茫茫林海让我心驰神往。我把杂志给宋老师邮寄了一本，宋老师从学校办公室打电话到镇上，他高兴地喊：“好，好啊！”
30多年过去了，我还在当年这家小单位工作。时间，以它大象一般缓慢的步态，又似白驹过隙的匆匆身影，将我推至中年岁月。其间，我出版了3本小书，都最先送给了宋老师。宋老师在家里那把破了窟窿舍不得扔掉的老藤椅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并在书页里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与修改，这是他保留多年的批阅作业的教师职业习惯。
去年秋天，高中同学小聚，大家把颤颤巍巍的宋老师簇拥在中间合影留念。他还是当年的模样，大鸟一般呵护着我们这些中年“雏鸟”。那天，我告诉宋老师，我的父亲已在3年前的秋天远去了。宋老师顿时老泪纵横，他一把抓住我：“为啥，为啥，你不告诉我？”宋老师感叹说，你的爸爸，多好的一个人啊。那年在小镇，父亲与宋老师谈心，忧郁的父亲说，我这个娃娃啊，就是内向、不合群，这辈子好歹求了一个饭碗。宋老师对我父亲说：“老李，你要相信你这个儿子，这辈子能求自己的衣食，还能写点文章。”听了这话，父亲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这么多年来，宋老师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目送着我，我已经把宋老师，悄悄安排在自己的亲人行列，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于我而言，他此生是师，亦是如亲人般凝望与祝福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