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古代和亲活动绵延两千余年，其内涵并非单纯的政治联姻，而是涉及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日前，由中国民族学学会、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内蒙古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和亲文化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来自全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共话和亲文化与边疆治理研究的路径与方向。现摘登与会专家、学者的部分精彩发言，敬请关注。
和亲文化研究的意义现状及趋势
◎崔明德
和亲，指的是不同民族的上层统治集团之间缔结的政治联姻，中国古代历史上积淀出厚重的和亲文化，承载着“大一统”思想与和合理念，它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例证，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历史见证。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和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一是和亲充分展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入研究和亲历史文化能从一个侧面看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演进脉络，充分展现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二是和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历史上的和亲不仅促进了和平和睦和谐的局面，而且通过建立的血脉关系强化了中华一体的格局。三是和亲为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和亲使双方政治上建立了互信关系，军事上成为同盟，全力维护国家统一。四是和亲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筑起到了黏合剂作用。五是丰富了中华文化史。和亲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资源，研究和亲文化有助于丰富、发展和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六是和亲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的和亲有些是与其他国家联姻，和亲将古代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七是助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从学术史意义讲，和亲历史文化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开荒期（1900—1949年），开始从学术上梳理和亲。二是奠基期（1949—1979年），重点复原和亲历史文化原貌。三是发展期（1980—2000年），从只对和亲事件或和亲人物评议转向专题化、系统化轨道。1998年，正式出现昭君文化、和亲文化概念。四是深化期（2001年至今），理论体系日趋完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持续拓展，研究成果质量显著提高。
和亲文化研究总的发展趋势，是以科学理论为引领、国际比较为视野、理论完善为核心、具体问题为抓手、跨学科方法为路径、文旅融合为助力，走向国际化、体系化与当代化。一是用国际眼光观察分析中国和亲在世界政治联姻史上的地位、价值及影响，观察分析中国和亲在中外文明互鉴中扮演的角色，以国际视野对中国和亲与欧洲王室联姻、亚洲各国王室联姻进行比较研究。二是紧紧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团结进步、边疆治理与稳定等时代课题，深入挖掘和亲文化的丰富内涵、历史智慧、时代价值、转化路径及现实应用，推动和亲文化理论体系的科学化、系统化，以学术之力回应时代发展之问，使和亲文化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三是加强和亲文化项目建设的规划研究，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加科学、规范，使和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落到实处。四是学术性与大众化的有机结合，多做和亲文化的普及工作，使和亲文化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世界。
（作者系烟台大学原党委书记、校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长城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李大龙
长城的出现及其功能转变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壮大历史的见证。长城是完备的防御体系。在村舍之外挖掘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在新石器时期的半坡遗址中就已出现，而长城在不同时期被称为“城”“城堑”“长城”“塞”“塞垣”“界壕”“边墙”“边垣”等，就功能而言似乎并没有性质的不同。今天的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西至甘肃的嘉峪关，不仅是宏伟的军事防御工程遗存，更是历史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自战国开始，历经秦、两汉、西晋、北魏、北齐、北周、隋、唐、金、明等王朝，都曾或多或少地修建过长城。
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形态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和平时期，历代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如果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体现了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汉书·匈奴传》记载的“单于好汉缯絮食物”“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令单于以尺二寸牍”等内容，就绝非简单的文化往来，更体现了制度文化乃至价值观念的交往交流交融。
两晋时期，刘渊率先开创了挑战中原“正统”的先河，之后北魏、辽、金等政权先后完成了中国北部的统一。元朝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成为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为明清两代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到近代面对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民族危亡威胁，长城保家卫国的功能被重新强化，成为激励全体中华民族抵御外敌入侵的精神旗帜。
长城遗址宛如一条巨龙，蜿蜒盘踞在中华大地之上。它既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见证了中国多民族国家从交融走向统一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华民族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精神标识，始终激励着后世子孙为国家繁荣、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清代边疆治理思路的重大转型
◎盖金伟张楠
满蒙联姻是清代团结北部边疆游牧部族、铸牢“大一统”格局的重要国策。同为卫拉特蒙古的阿拉善和硕特部与东归的土尔扈特部在与清朝皇室联姻上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前者从康熙年间开始，世代与爱新觉罗宗室通婚，成为整个西蒙古中唯一深度融入皇室姻亲体系的藩部；后者虽受到朝廷极高规格的优待安置，却始终被隔绝在宗室联姻之外。这种鲜明反差，绝非清朝厚此薄彼，而是边疆战略迭代、分级管控藩部的理性抉择。
清朝与卫拉特蒙古联姻的两种模式。翻阅史料能够发现，清代仅有十余支蒙古部落获准与宗室联姻，阿拉善和硕特部便是其中的核心之一。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阿拉善部首领阿宝迎娶庄亲王之女，制度化通婚正式开启。此后，阿拉善王公代代与皇室结亲，部族贵族参与朝政，形成牢不可破的政治同盟。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历经万里跋涉东归，清朝册封其首领为汗、划拨优良牧场、发放钱粮牲畜，爵位、物资上的抚恤可谓极尽优厚，却始终没有与之缔结婚姻。
“一藩一制”治边策略的灵活性实践。阿拉善和硕特部能够和皇室深度联姻，是康雍年间西北战事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阿拉善和硕特部驻牧于贺兰山以西、河西走廊北侧，地处交通要冲。清朝初期西北地区战火不断，朝廷难以处处派驻重兵。阿拉善和硕特部在平定西北的大小战役里，冲锋在前，屡立战功，深得朝廷信任。其实行“独旗无盟”的特殊建制，直接归理藩院管辖，对清廷而言，只要和部族核心上层缔结姻亲，就能牢牢掌控整个部族，由此，世代联姻就成了打造西北近边屏障的关键方式。土尔扈特部远离宗室联姻体系，这支部落人口众多，游牧武装组织完整，清廷特意推行分旗析势的举措，从制度上瓦解部族传统强权。在这样的分权格局下，联姻反而会打破平衡。乾隆之后清廷不断收紧宗室联姻范围，到道光年间更是明文规定，蒙古额驸仅限漠南十三旗，远疆归附的强势部族自此无缘皇室姻亲体系。
两部截然不同的联姻命运，清晰展现出清代藩部治理层级化、精细化的鲜明特点。清朝跳出了以往王朝要么单纯羁縻，要么一味征伐的固化模式，根据各个藩部的地理位置、归附时间、综合实力和风险等级，搭建起一套刚柔并济的复合型治理体系。从康雍时期依靠藩部联手御敌，到乾隆盛世依靠建制稳固疆域，满蒙联姻政策的动态调整，完整见证了清代边疆治理思路的重大转型。
清代针对卫拉特两大部族量身打造的差异化治边策略，平衡了政权安全、民族习俗与疆域稳定，做到了制度刚性与治理弹性的有机结合。这套历经百年实践检验的治边智慧，不仅夯实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根基，推动了游牧族群与中央政权深度融合，也为当今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与深刻启示。
（作者分别系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昭君文化彰显中华文明的融合特性
◎王绍东
和亲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昭君出塞，是和亲历程中光彩夺目的篇章；昭君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昭君文化千载传承，体现了突出的连续性。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汉书》《后汉书》等正统史书予以记载。两千多年来，思想家、文学家不断将昭君的形象、昭君的精神写入各类作品当中，构筑起一条延绵不绝的文化脉络。新中国成立后，昭君文化更呈现出立体化、全方位的发展态势，相关研究不断深入。
昭君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昭君出塞的故事在传承发展过程中，主题始终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不断融入新的时代内容，适配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展现出强大的包容力、转化力和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根基。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是“大一统”理念的集中体现。昭君出塞并非普通的政治联姻，而是中华民族追求统一、向往安定、和合共生的历史实践。昭君文化所承载的思想，持续不断地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发展全程的坚定信念。
昭君文化历经两千余年的传承演变，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包容特质。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充满浪漫色彩的。王昭君从湖北兴山走入长安汉宫，再远赴大漠草原，既体现了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深度融合，也彰显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胸襟。
历经千年传承，昭君文化的和平内核愈发清晰鲜明，其内涵从古代安定边境、睦邻友好、止戈息兵，逐步延伸为当代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昭君文化所承载的和平理念，彰显出中华文明温润包容、爱好和平的突出特质。昭君文化蕴含的五大核心特质环环相扣、相生相成，它的价值内核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高度契合，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传承永续的精神密码。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
昭君文化的历史内核与时代价值
◎张继焦
王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事件衍生出了昭君文化，发源于湖北、流传于内蒙古，看似带有鲜明的地域印记，但其精神内核、历史功用与当代影响力早已突破地域边界，拥有深厚且多元的国家价值。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视角审视昭君文化不难发现，它的内核始终服务于国家疆域统一、政治秩序稳定与多民族共同体整合，是维系古代“大一统”格局的经典文化载体。
从历史本源层面看，昭君文化是维系“大一统”格局的历史见证，是国家统一与边疆治理的典范。王昭君的事迹从诞生之初就和国家安定、疆域稳固的核心命题绑定，天然脱离了单一地域文化的属性，成为记录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民族治理、边疆经略的集体历史记忆。
从民族关系层面看，昭君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凝聚中华各民族共识。昭君出塞打破了民族隔阂，推动民族间经济互通、礼仪互学、文化互鉴，成为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
从文化传承层面看，昭君文化早已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从官方正史的记载，到历代文人名家的诗作吟咏，再到不同品类的戏曲剧目传唱，王昭君的形象始终活跃在中华主流文艺的发展脉络中，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拥有的文化意象。
从文化认同层面看，昭君出塞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哲学内核，体现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智慧。昭君文化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凝聚着各民族对美好品格的赞美，以及对民族团结友好的共同追求。
从当代价值层面看，昭君文化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昭君墓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昭君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国家层面统筹开展保护、传承与弘扬工作；昭君文化已被纳入内蒙古文化品牌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核心内容，昭君博物院成为诠释我国民族团结的生动样本，昭君文化节被评定为全国100个优秀民间艺术活动之一，持续发挥着助力民族团结与边疆治理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王昭君的故事也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这种文化特质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核心精神高度契合，成为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优质文化符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室主任、二级研究员，中国民族学学会法人代表兼副会长）
从和亲认亲向认祖转变
◎武沐
在汉匈关系中，存在着一个从和亲、认亲到认祖的演变历程。西汉初建时，匈奴与西汉王朝对峙而立。迫于匈奴的压力，和亲安边成为西汉前期处理汉匈关系的主要对策，是西汉初期汉匈共同认可的政治符号。汉宣帝时，匈奴五单于内讧，呼韩邪单于欲借助汉朝势力与郅支单于对抗，南下降汉称臣，并在汉朝的扶持下重新统一匈奴。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觐见汉元帝，主动申请和亲，于是便有了昭君出塞的历史佳话。至此，呼韩邪单于通过个人的政治远见、才能、毅力完成了汉匈之间的统一大业，促进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尽管如此，此时期的和亲，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政治外交行为，双方看重的并不是亲缘的缔结，而是各取所需的“和亲之利”。和亲双方均缺乏“一家人”的认同。
王莽时，汉匈关系从和亲发展到主动认亲。曹魏时，匈奴五部开始以“刘”为姓，说明这一时期匈奴已从和亲、认亲开始向认祖转变，但尚未与一统天下的理论建构联系起来。西晋末年，汉匈和亲早已结束，但和亲的影响却向纵深发展。刘渊宣称自己身上流淌着汉朝皇室的骨血，他以“汉”为国号，称刘邦为“我太祖高皇帝”，称刘秀为“我世祖光武皇帝”，而不是祭祀其匈奴单于先祖，并为此建构了西汉、东汉、蜀汉（刘备）、汉国（刘渊）的正统谱系，俨然以刘氏继任者自居，将曹魏与西晋视为僭伪，这实际上是刘渊通过认祖实现“脱夷统华”的理论建构。
刘渊的认祖表面上看是因为“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但从深层次解读，是将匈奴政权纳入“大一统”理论正统序列的一种反映。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经过董仲舒、司马迁等人的充实，已日臻完善。其中与刘渊认祖相关的“大一统”天下观、民族观等理论更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得到集中反映。司马迁的民族观是在“大一统”天下观主导下建构的。刘渊的认祖是深受司马迁“华夷共主”天下观与民族观的影响，试图以“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的关系，将自己纳入黄帝谱系。这是匈奴统治者为追求统一，主动将统一大业纳入“大一统”的要求而建构的理论范式，也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第一次为追求统一而建构的理论范式。对于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北魏建立后，和亲式的认祖理论被摒弃，但北魏统治者直接追认黄帝为祖先，以此构建出北魏版本的“脱夷统华”理论，这一思路实则深受匈奴认祖理论的影响。该理论此后还得到唐代及以后历代统治者的认可，最终成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
推动昭君文化跨区域文旅融合
◎刘冰清
昭君文化是承载着多民族和合共生记忆的经典文化符号，它的精神内核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高度契合。推动昭君文化跨区域文旅融合，既能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可以有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经过多年深耕，昭君文旅沿线已形成“湖北故里、陕西中转、内蒙古归宿”的空间格局，跨区域合作体系逐步成型。2019年以来，沿线省区先后组建昭君文化旅游联盟、博物馆联盟与民族工作协作联盟，合力打造总长约5000公里的“昭君和亲路”精品文旅线路。与此同时，文旅阵地的民族团结教育功能持续凸显，“草原少年回姥家、湖北少年进草原”等研学品牌落地见效，文博巡展、非遗展演、学术研讨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各族群众在互动往来中增进文化认同，昭君文化已然成为联结南北、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
推动昭君文化跨区域文旅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度耦合、内在相通。从价值根基来看，昭君出塞推动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互鉴互通，其承载的以和为贵、包容互鉴、家国同心的精神，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鲜明特征。从实践路径来看，跨区域文旅联动打破了地域隔阂，以统一叙事梳理各民族共有历史记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融入实景体验，让思想引导更接地气。从作用机理来看，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夯实了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物质基础，沉浸式文旅场景消解了群众的文化认知偏差，推动各族群众从文化认同深化为情感认同，逐步升华为牢固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推动昭君文化跨区域文旅融合，需要沿线各地统筹施策、协同发力。一是健全协同治理体系，联合编制全域发展规划，搭建政企研联动机制，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制度。二是打造特色文旅产品矩阵，以“昭君和亲路”为主线，各地立足资源禀赋错位打造沉浸式演艺、非遗体验、民族团结研学等业态，构建差异化产品矩阵，规避同质化竞争。三是共建文化品牌，合力打造昭君文化公共IP，整合宣传资源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四是打造浸润式体验场景，将民族团结元素融入旅游全链条，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民俗交流活动，让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五是夯实长效保障支撑，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强化资金、人才保障，优化考核评价体系。
沿线地区要深化区域协作，深挖文化内涵,创新文旅业态,做强特色品牌，让昭君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携手同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系三峡大学非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嘎仙洞石刻祝文与北魏历史的书写
◎袁刚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多政权并存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大交融的时代。特别是北魏对北方地区的统一，结束了汉末三国以来黄河流域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并与南朝诸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竞逐“中华正统”的局面。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乌洛侯部遣使朝贡，“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太武帝遂“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祝文的部分内容，后被收录至《魏书·礼志》。1980年，考古学家米文平等人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的嘎仙洞发现了一处北魏时期的石刻祝文，其内容与《魏书》收录的李敞刊于石室的祝文基本一致。嘎仙洞石刻祝文的发现，为史学界提供了检验“二重证据法”的经典个案，更为探究石刻原始形态与后世官修史书之间存在何种差异，以及这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文化观念，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例如，在石刻祝文中赫然在目的“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字眼，就被《魏书·礼志》彻底删除；石刻祝文中的“旧墟”，则在《魏书·礼志》中被改写为“旧庙”。而这种差异并非随意的笔削，而是暗含了一套严密的政治逻辑。从理论视角审视，这种变化并非文献学意义上的文本流变，而是北魏皇室的中华正统意识与华夏认同思想不断深化的结果。
当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森林，进入北方草原地带，再走入中原的庙堂，其在与中原诸政权及周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也逐渐经历一场“文化身份”的再造。事实上，石刻祝文保留的是部落联盟时代的原生记忆，而《魏书》录文则是经过中原传统封建王朝史官系统“过滤”后的规范化文本。这种文本变化，事实上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塑造其“正统性”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首先，北魏史官对早期历史采取了“层累”式的建构，这是隋唐以前北方民族争夺“中华正统”的通用手段。其次，《魏书》对石刻祝文中体现鲜卑传统的内容进行了“遮蔽”，“可寒/可汗”一词在官修正史中的刻意淡化，就是为了确立“皇帝”作为北魏唯一权力符号的地位。此外，从“旧墟”到“旧庙”的语义转化，亦颇有深意，这一修改使祖先崇拜从“自然灵验”层面跃升至“国家祀典”层面。北魏通过对祭祀场所的“正名”，完成了从“山川祭祀”向“宗庙社稷”的跨越，使拓跋鲜卑的祖先神灵得以纳入中原传统的文化体系。
总的来看，《魏书》对北魏早期历史的删改，是拓跋鲜卑贵族淡化原有族源印记、强调华夏认同，进而使之成为争夺中华正统的刚性需求。正是这种主动的自我革新，使鲜卑人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不仅建立了稳固政权，更在精神层面为隋唐时期实现“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作者系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