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志华 长城既是地理的界碑，也是血脉的纽带。站在阴山脚下仰望蜿蜒的山脊，我常常想，这条横亘北方的“巨龙”，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历史重量？读到董耀会先生所著的《万里长城在哪里》，仿佛因此打开了这道跨越时空的大门。书中以宏阔的地理视野与深邃的历史洞察，将长城还原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故乡，读来令人心潮澎湃。
董先生笔下的长城，首先是一幅“山河作纸、文明为墨”的地理长卷。从东北平原的牡丹江边到河西走廊的烽燧遗迹，从燕山隘口的蓟镇雄关到天山脚下的西域戍堡，长城始终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相依相融。作者以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山脉为脉络，解析历代长城选址的智慧：这些山脊不仅是天然的屏障，更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就如书中所说，战国燕长城依托燕山构筑防线，既阻隔了游牧骑兵南下，又为中原政权“向北发展”提供了基地;阴山脚下的河套平原，因黄河滋养而成为“塞上粮仓”，千百年间见证着汉匈和亲、蒙汉互市的交融故事。
尤其令人共鸣的是关于“内蒙古高原长城”的一章。该章节用深情而精准的笔触，描绘了这片土地与长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内蒙古高原上的长城并非许多人想象中的那样是一道单纯隔绝南北的“墙”，而是依循山川地形、融合自然与人文的宏大系统。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所筑的云中城，到秦始皇连接秦赵燕旧城并加以延展的北疆防线，再到明代修筑的外长城沿线堡寨，内蒙古段的长城始终呈现出“因地形，用险制塞”的智慧。
书中还特别强调了内蒙古长城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流动性和交融性。阴山山脉如一道脊梁，贯穿高原中部，其南麓的河套平原水草丰美、宜农宜牧，成为历代长城体系中的核心枢纽。作者以乌兰察布草原上的赵北长城遗址为例，描述那些以夯土与石块砌筑的城墙如何与地貌融为一体：它们时而攀上山脊，时而隐入河谷，甚至在某些地段利用天然峭壁为屏障，形成“山险墙”和“河险塞”。这种建造方式不仅体现了军事防御的实用性，更反映出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合理利用。读到这些文字，眼前仿佛浮现出阴山南北牧场与农田交织的景象——长城从未割裂的这片土地，反而让农耕与游牧文明在碰撞中相互滋养，生长出新的生机。
若说地理位置是长城的筋骨，历史则是其不断得以赓续的血脉。书中以“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与争夺为切口，揭示了长城区域在王朝兴衰中的关键作用。石敬瑭将这片战略要地献予契丹，不仅令北宋失去屏障，更让中原陷入“无险可守”的困局;而杨家将血染疆场、宋辽金元政权更迭的史诗，皆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董先生并未止步于战争叙事，而是深入剖析长城“以守为和”的本质：历代王朝耗费巨资修筑城墙，非为扩张征伐，而是为了“减少战争，构建秩序”。这种对和平的渴望，在阴山南北的茶马互市中、在昭君出塞的琵琶声里、在明清边贸的驼铃路上，化作实实在在的文化交融。就像作者所说，长城内外“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最终推动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走向成熟。
董耀会先生对长城的理解饱含温度。书中穿插了大量实地考察的细节：明代戚继光设计的“空心敌台”如何改善戍边士兵的生活，河西走廊的绿洲农业如何支撑长城向西延伸，甚至敦煌玉门关的残垣仍能让人遥想丝路驼队的盛景。这些鲜活的故事，让长城不再是冰冷的砖石，而是无数戍卒、工匠、商旅共同书写的生命史诗。
通览全书，董先生对长城精神的提炼尤显深刻，他驳斥了“孟姜女哭长城”的片面悲情，更不认同将长城符号化为封闭的象征，而是强调其“为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的开放品格。这种智慧，在当代愈发彰显价值。当书中呼吁“整体规划长城保护”时，我想到的不仅是修缮烽燧关隘，更是守护那些依长城而生的古村落、传承那些跨越族群的集体记忆。在全球化时代，长城早已超越地理界限，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注脚。它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划界自守，而在于拥抱差异、守护共同的智慧和勇气。
此刻，推窗向外望去，草原的风裹挟着草叶清香扑面而来。阴山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山脊上的长城遗迹，正与星空默默对话。董耀会先生用这部著作告诉我们，长城内外，皆是故乡。这片土地上的每一道夯土、每一块青砖，都凝结着先人对和平的追求、对家园的守望。读懂长城，便是读懂中华民族何以历经风雨而生生不息；守护长城，便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