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慧
历史文献是民族的记忆，也是认同的根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长卷中，有许多文献默默记录着边疆与中原血脉相连的动人篇章。明代编纂的《高昌馆课》就是这样一部珍贵的历史档案，它不仅是一部公文汇编，更承载着政治归属、经济往来、文化交融与语言相通的历史见证。
明朝建立后，为加强对边疆民族事务和外事往来的管理，于永乐五年（1407年）正式设立“四夷馆”（清顺治元年改名为“四译馆”）。该馆隶属礼部，分设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八馆，后增设八百、暹罗二馆，共十馆。四夷馆有少卿一人主事，另设有译字生、通事等，专门从事外国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工作。其中“高昌馆”专门负责今天新疆及中亚部分地区的语言文字翻译与文书处理，其管辖范围东起哈密，西至亦力把里（今伊犁河流域），南抵于阗，北接瓦剌，涵盖了今天新疆大部及19世纪被沙俄侵占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四夷馆的职能不仅包括翻译进贡表文，还承担着培养通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人才的任务。为此，各馆编纂了双语对照的《杂字》（分类词汇集）和《来文》（公文范例），作为译字生的教材，同时负责搜集保存各地所上奏的文书。《高昌馆课》正是高昌馆保存并编纂的公文汇编。它主要辑录了明代新疆各地官府、首领（明代称“地面”）向中央朝廷呈递的奏折、进贡表文等，并以汉文与回鹘文对照书写，是明代边疆行政与语言教育相结合的产物。
现存《高昌馆课》主要有三个版本：日本东洋文库藏本（15篇）、匈牙利学者莱盖提刊布于《东方学报》本（41篇）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89篇）。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共四册，是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版本。白绵纸、青丝栏，封面有康熙时期进士张瑗的收藏印，前三册以汉、回鹘文两种文字对照，后一册为汉文与托忒文合璧，汉文、民族文字均以楷书抄写。全书收录汉文文书89篇，其中85篇有回鹘文对译。从内容看，主要有新疆各地向明朝进贡的奏表（83篇）、地方头目请求中央封赏或升职的文书（3篇）、明朝皇帝下发的敕谕（1篇）和有关边防文书（2篇），虽然这些文书只是明代中央和新疆各地往来文书中极少的一部分，但其仍是研究明代新疆历史、语言、民族关系的宝贵稀见一手资料。
《高昌馆课》虽未注明每篇文书的具体年月，但通过文中提及的统治者世系、重大历史事件，学者考证其时间跨度至少涵盖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中叶（约1465年—1566年），即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间。这正是新疆各地与明朝往来尤为频繁的时期。
文书涉及的地域极为广阔，包括哈密、吐鲁番、火洲、柳城（鲁克沁）、亦力把里、兀端、曲先、把丹沙、黑娄（在今阿富汗境内）等近20处“地面”。这些地名东起敦煌，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南接于阗，不仅包括今日新疆大部，也涵盖了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每篇文书虽篇幅简短，但串联起来，犹如一部跨越百年的新疆“地方志”，立体展现了当时西域的政治格局、经济生活与文化交流。
明朝通过册封、赏赐、任命等方式，对新疆实施有效管辖，这在《高昌馆课》中得到充分体现。文书中边疆各地首领多自称“奴婢”，称明朝皇帝为“天皇帝”或“万岁主人”，使用“昼夜用心”“效力年久”“遵守礼法”等谦卑表述，政治隶属关系清晰。例如，永乐二年（1404年），明朝册封哈密首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并颁赐金印。这一封号世袭延续，《高昌馆课》中，第八代忠顺王陕巴奏称：“奴婢祖父以来，年年进贡不缺，皆蒙朝廷厚恩，至今感戴不尽。”
此外，文中还有多篇地方头目请求“升授都督职事”的奏折，如火州千户亦思麻因请求升为指挥：“火州地面千户亦思麻因叩头奏：奴婢是安定卫所管的头目，在边效力年久，未蒙升赏。羊儿年吐鲁番抢掠，也曾效力。仰望天皇帝怜悯，照例加升都督指挥职事，奴婢在边好用心补报。”也先卜花王为其子求授都督职：“奴婢累世蒙朝廷厚恩重赏，至今进贡不缺。奴婢长男火只雅牙在边曾有功劳，未蒙升赏。伏望万岁主人怜悯，照例升授都督职事，使奴婢们在边方效力。”这些奏折说明官职任免权掌握在中央手中，明朝通过爵位与职官体系将新疆各地纳入中央行政管理范畴。
明朝皇帝也下发敕谕进行嘉奖。其中有一篇给亦力把里头目马哈木的敕文写道：“尔能敬顺天道，尊事朝廷，遣使以阿鲁骨马来进，诚意可嘉。特赐尔丝缎表里，尔宜益坚臣节，永效勤诚，以副朕望故谕。”这种上下文书往来，是中央行使主权、地方表达归属的重要形式。
《高昌馆课》绝大部分文书与“进贡”相关，共记录了67次朝贡活动。这只是明代西域与中原经济往来的冰山一角。据《明实录》记载，仅宣德年间，西域朝贡就达50次之多，足以说明当时中原与西域往来的频繁。这既是政治臣属的体现，也是经济交流的重要方式。
从文书看，当时新疆各地进贡的物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共计20余种，主要包括玉石与珍宝（玉石、珊瑚、玛瑙、金刚钻、瑟瑟等）、奇兽与皮毛（狮子、金钱豹、花豹、貂鼠皮、山羊皮等）、药材与特产（硇砂、番红花、羚羊角等）。当然马匹（如西马、阿鲁骨马、骟马）是最大宗的贡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元年（1403年），哈密王安克帖木儿一次贡马4740匹；永乐十七年（1419年），哈密使臣贡马3546匹。规模之大，可见当时贸易之盛。史载新疆贡使与商人“往来道路，贡无虚月”，西域贡使往往携带大量“附至番货”，在京师同文馆或边境指定场所进行交易。明朝一度实行“给价收买”政策，后期改为“抽分定价”，既维护了朝廷体面，也促进了物资流通。
而请求赏赐的物品则以丝绸、瓷器、金银器皿为主。丝绸类如织金缎子、素青缎子、大红蟒龙缎子、通袖膝襕缎子、各色绢布等。瓷器类如瓷碗、瓷碟、瓷壶等（来自景德镇等地）。金银器与服饰如金壶、银壶、金碗、银汤瓶、金带、大帽、衣服表里等。例如，吐鲁番使者请求赏赐“织金缎子、素青缎子及瓷碟”，哈密使者求赐“大红织金兰丝衣服、大帽、金带”。这种“贡赐贸易”并非简单的物物交换，而是具有政治隶属象征的经济互动。持续不断的经贸联系，加深了国内其他省份与新疆的相互依存，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物质基础。
《高昌馆课》采用汉文与回鹘文对照的形式，本身即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体现。回鹘文是以粟特文字母为基础形成的一种突厥语拼音文字，维吾尔族在公元840年从鄂尔浑河流域西迁后逐渐普遍使用，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南疆一带的维吾尔族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开始采用阿拉伯文字母，但自唐至明回鹘文一直流行于今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迟至十七世纪尚在酒泉一带裕固族人中使用。近代在敦煌、吐鲁番和七河流域先后出土了大量以回鹘文书写的佛教、摩尼教、景教经典及契约等世俗文书与文艺作品，如《乌古斯可汗的传说》《金光明经》等。留存至今的《福乐智慧》《大唐三藏法师传》《高昌馆来文》《高昌馆杂字》等亦是回鹘文书写的重要文献，反映了回鹘文曾经普遍流行的盛况。回鹘文对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契丹小字、满文、蒙古文即皆自其字母演变而来。
《高昌馆课》搜集的这些文书是先写成汉文，再译成回鹘文。西域各地进贡表文能以汉文书写，说明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汉语使用人群，可能是汉族移民、双语官员或本地习汉文者。文书虽属逐字翻译，偶有语法生硬之处，但整体通顺，保留了明代维吾尔语的词汇与书写特征，为研究明代维吾尔语文提供了宝贵资料，也反映了汉语作为官方通用语在新疆的传播。明朝在文书中使用双语，既保障政令畅通，也尊重当地语言文字，促进了文化互鉴，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理智慧。文书中还出现“都督”“指挥”“千户”等汉语借词，说明职官制度与词汇已融入当地政治生活。
五百多年前成书的《高昌馆课》里曾这样记载边疆人民的生活：“近年边方法度严谨，昼夜用心，设法处治，严加禁约，贼盗少有，地方安稳，人民快乐”。这份跨越时空的文书，不仅是一篇公文范本，更向后人展示了明代“地方安稳，人民快乐”的美好边疆景象。从《高昌馆课》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丝绸与马匹的交换，更是中原与西域血脉相连的情谊；不仅是汉文与回鹘文的对照，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