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铎 白鸿叶
清朝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深秋，徐松历经数月跋涉，抵达了遥远的流放地——伊犁惠远城。流寓新疆的8年光阴，看似仕途困顿、命运跌宕，却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与高峰。在伊犁将军松筠、长龄等人的赏识与支持下，徐松并未消沉，反而将戍边岁月变为塞外考察的良机，将脚下枷锁化作丈量西域的步履。他每到一处，随身携带罗盘和纸笔，细致记录沿途地貌风物，并向当地百姓、官兵请教核实。其间，更稽古穷经，将历代西域地理典籍与亲身所见相互参证，最终撰成清代西北史地学的里程碑式著作——《西域水道记》。
《西域水道记》共五卷，体例上效法郦道元《水经注》，以水系为脉络展开记述。书中详细梳理了11个主要湖泊及其河流的分合汇注，并考察流域内的城邑村落、道路交通、风俗民情、屯田水利、军事布防及政区沿革等内容。卷末附有24幅地图，以形象直观的方式将文字转化为空间布局，从而使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方位一目了然。正如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序言中所概括的那样，该书兼具“补缺、实用、利涉、多文、辨物”五善。因此，它不仅是一部精深的地理典籍，更堪称一部凝聚历史印记的“新疆记忆手册”，清晰勾勒出清代大一统疆域的宏阔图景，生动呈现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体格局。
“大一统”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来源之一，至清朝被赋予新内涵的同时，也被更加深入地付诸实践。而《西域水道记》将新疆地区置于大一统的王朝体制与传统文化中，则是清朝继承和发展“大一统”观念的具体表现。
在《西域水道记》中，徐松将实地考察与《汉书》《大唐西域记》等典籍记载参验对勘，使清代新疆的山河城邑与汉唐以来的地理叙述相接续，从而在文献与实景之间勾勒出“大一统”疆域图景。“重源伏流说”源于中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山海经》，认为黄河的源头是葱岭河和于阗河，自罗布泊伏流于地下，东至积石山而出。乾隆年间，清廷在勘察黄河河源后，仍采纳此说，并以图文形式明确将黄河源头定于新疆，此举与平定天山南北后的立碑纪功一样，成为彰显清代大一统的重要象征。徐松在绘制“罗布淖尔重源图”时，将星宿海上游标注为阿勒坦郭勒，即乾隆时期勘定的黄河河源，并以喀什噶尔河为黄河“最远之初源”，哈喇库勒与雅璊雅尔河为其上游，以此将“重源伏流说”呈现于地图中。尽管他在考察中认为雅璊雅尔河“自疏渠以来，灌溉浸广，水至雅普尔古庄东，涓流每断，所谓水不给用也”，并未注入喀什噶尔河，但在地图中仍将二河相连。这种与地理实际的偏离，正是徐松秉持“重源伏流说”的体现，以达成地图空间与现实政治认同的统一。后世对此地理认知虽已有匡正，但仍有较多的地图与文献将雅璊雅尔河作为河源，认为其“得龙池真源，容纳众流，洋洋千余里，虽未能达于北河北源，亦西域一大川也”，其“自应仍列为北河一源”，至宣统年间《新疆全省舆地图》中所绘的雅璊雅尔河仍是汇入喀什噶尔河，也可见“重源伏流说”的影响深远。徐松这一并不完全科学的认知，一方面是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源伏流说”，另一方面又借黄河这条“文化纽带”，在象征意义上将中原与西域相连——犹如一个大家庭，纵使相隔遥远，根脉始终相通，蕴含着对大一统国家的深切认同。
徐松以河为纲，将沿岸聚落、关隘、农田和水渠等纳入统一而有序的叙述体系，直观地展现了清廷对新疆的治理成效。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再度将西域纳入中央政权版图。徐松在书写地理景观的同时，也致力于记述清廷统一西域的功绩。行经乌兰库图勒岭时，他曾驻马远眺——这里曾是班第与鄂容安将军殉国之处。徐松心绪翻涌，提笔写下《经伊犁双烈殉节地有感》一诗，并将此处绘入地图。类似这样承载历史记忆的地点还有许多，例如兆惠将军肃清阿睦尔撒纳余部的库陇奎山，生擒达瓦齐的格登山等，均在书中详加记载，并一一标注于地图之中。这些地点并非随意择取，而是徐松以笔墨为证，向世人昭示新疆这片土地，始终是中华儿女共同开拓、共同守护的家园。清朝在统一新疆后，设立军政合一的行政体制，兴办屯田，修建水利工程，这些巩固边疆的举措在《西域水道记》中均有翔实记载。书中不仅记载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伊犁将军明瑞在雅玛图置办铅厂，嘉庆七年（1802年）伊犁将军松筠奏请在惠远城修渠屯田等史实，更在地图中以“田”字图符标出了乌什、喀喇沙尔、伊犁等地的屯田区域，并注明了拜城、戈登山、华诺辉台等处的铜、铅、金厂方位。这些图文记录，清晰反映出乾嘉时期清廷对西北疆域的实际治理与开发历程。透过《西域水道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描绘水道纵横、城镇星罗的新疆地理长卷，更是一幅统一多民族国家在西北边疆绵延发展的历史画卷。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于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逐渐凝聚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以质朴的笔触，细致描绘了西域各族的日常生活与风俗信仰，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画面，诠释着“多元一体”的格局。
在徐松的笔下，西域水道是各民族依水而居、共同垦殖的家园，生动展现了他们在同一自然环境中命运与共的关系。据其所述，塔里木河沿岸既坐落着星罗棋布的维吾尔族村落，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也在此驻牧生息。在地图中，标注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由喀喇沙尔派遣官兵教习土尔扈特、和硕特等种地”时所开垦的田地，展现出游牧部落学习农耕、逐渐定居的情形。在伊犁河谷，除驻防、屯田的满汉官兵外，徐松还记载了嘉庆初年锡伯族在伊犁河南岸修筑察布查尔大渠的事迹，在北岸的哈什渠是在各族官民合力之下修建完成的。可以说，水作为连接各民族生产生活的纽带，让“共饮一河水、同修一道渠”的日常生活，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
徐松对新疆多元文化的关切，也体现在他对民风民俗的细致观察中，遍布各地的寺庙，正是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化石”。在《西域水道记》所附地图中，叶尔羌城东部可见汉族百姓为祈雨而建的龙王庙，哈密北部则坐落着供奉武圣关羽的帝君庙。而书中记载的寺庙，则远不止地图上标注的寥寥几处，诸如莎车南部的显忠祠、巴尔库勒南山中的壮缪祠等，均载录其中。这些分布于天山南北的寺庙，不仅体现着“事神治民，吏之职也”，更是新疆各民族文化交互融合的历史缩影。此外，在考察途中，徐松对各民族的习俗也尤为留意。途经塔里木河下游时，他细述罗布人“不食五谷，以鱼为粮，织野麻为衣，取雁毛为裘，藉水禽翼为卧具”的日常，勾勒出清代罗布人以渔猎为生的传统生活方式。每逢农历腊月二十九，伊犁绥定城普化寺都会举行“跳布扎”，徐松也曾亲临现场，将僧众头戴面具、舞蹈祈福的场景，悉数记录在书中。《西域水道记》所描绘的众多生活场景，生动地反映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家园，这一历史传统源远流长，根基深厚。
徐松跋涉以丈量山川，秉笔而记述风物，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西域全书”。这既是一部精详的地理志，也是一幅壮阔的山河一统图谱与民族交融画卷。《西域水道记》以它富有临场感的笔触，引领着读者穿越时空，重返清代新疆，我们依稀望见徐松策马循流、勘察水道的背影，看到了沿岸民众引水营田、安土乐业的生动景象……
（作者滑铎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生，白鸿叶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