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培悦
亚洲腹地之辽阔，使生与死、喜与悲、爱与怨之间的距离消解了，因此在沈苇笔下，沙漠可以是荒凉的，也可以是欣荣的；死亡可以是沉寂的，也可以是绚烂的。这些多面、多变的风物，以111个词语为载体，成为镶嵌在新疆大地上的“无限图案”，而沈苇的散文集正如一个囊括起它们的“大巴扎”。在这个“大巴扎”里，风景不再被包装、售卖，而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美丽与神秘，并被原汁原味地展现出来，成为一种“世俗世界的精辟概括和生活乐趣的象征性符号”（《巴扎》）。
作为这个文学“大巴扎”的主人，沈苇无疑是慷慨又极具奉献精神的。在新疆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行吟，他成为大地的虔诚信徒，他将观察世界甚至观察自己的视角，都一并交还给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与物。所以，你便能在一座木屋前，看到“一株野苹果树在驯化一匹马”（《暖谷》）；能在黎明之前的漆黑中，听到“南方的笛子催人沉沉入眠，西部鼓声则令人一跃而起”（《鼓》）；能在沙枣花的缕缕飘香中，嗅到“芬芳的香妃之魂”（《香妃》）；能在失传的绿洲节日上，尝到不同穆塞莱斯酿造者的“生命气质和个性”（《穆塞莱斯》）。
当我们在这本书中的词与词之间翻越，并为它们的美应接不暇时，就如同身处于一场为“五感”接风洗尘的飨宴，而作者则隐于筵席之后，让雪山、大地、果木坐在“主位”，无拘无束地弹奏着一首首动人的“木卡姆”。但是，他的隐匿并没有让我们忽视这位叙述者的存在，因为他深知当“我们俯视地下世界时，我们是置于‘双面镜’中的人”（《古墓·石塔》），他在发现风景的同时也被风景发现着，万物都自觉地替这位无私的智者言说着。
作者的这种“谦让”之所以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始终怀着一颗“无我”的赤诚之心，感“他者”的未言之情。很多时候，我们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因为我们将“自己”与“他人”分隔开来了，所以彼此都会落入“相看无言”的窘境。但沈苇不一样，他的“体验他者”之心，让“物”与“我”处于平等的位置，并且相互交融、相互升华。“在骆驼身上时刻体现着一种笨拙的灵敏感，它是暴怒与温顺、勇敢与胆小的混血儿……然而骆驼的顺从是假象，它的野性随时都会发作”（《骆驼》）。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它仿佛为沙漠而生，代表着一种温顺，但沈苇却从骆驼温和的外表下体会到它因鼻环、铁印而涕泪滂沱的疼痛，甚至还有它因追求狂野、自由而发狂的灵魂。同样地，在面对经常被冠以“蠢笨”“肮脏”之名的驴时，他最先看到的却是驴的神圣与高贵，“驴比人更早看见使者并领会上苍的旨意”（《驴》），他用自己悲悯之心体验着驴的卑微、屈辱与忍耐。
如果说骆驼、驴、土豆只是新疆大地上的“个体”，那么巍峨的高山、葱茏的绿洲、辽阔的草原、绵延的沙漠……则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的“综合体”，但沈苇体验“他者”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因为“他者”体量的扩容而退让，反而更见一种高远、卓绝的气度。博格达是乌鲁木齐的“保护神”，当沈苇翻开它的“书脊”，读到的不仅有神圣与纯净，还有它“目光中含着慈祥的微笑，确切地说是原谅”（《博格达》），他知道，在博格达宽广的胸膛中，蕴藏着原谅一切的守护。额尔齐斯河从容不迫地一路向北，“它非但承担了自身流淌的命运，还承担了远方、寒冷、荒凉——一个精神的北极”（《额尔齐斯河》），从容不迫与奋不顾身绝不冲突，它们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宿命，他深谙这个道理。在过往的许多作品中，沈苇常常以“一滴水”自喻，他与水建立起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所以当他望见了天池中的那滴水时，就完成了一次灵魂的置换，“一滴水中，有许多水滴的灵魂，许多泪水的呜咽……”（《天池》）。
在与“他者”的一次次相遇、一次次交融中，沈苇的“自我”消失了，而在学会体验“他人”后，“我”又以全新的姿态出现了，这是一种“大我”，更是一种“无我”——重现的“我”与新疆大地不再有距离、隔阂，而是和万物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这种微妙的融合，使亚洲腹地的哲学与教诲更加深入人心，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虚幻的真实，一种整体性的宁静的动荡”（《正午》）。
沈苇对于“自我”与“他者”的平衡，也使他的散文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文学的散步”。《亚洲腹地：111个词》包含了散文、散文诗、寓言、童话、小小说、札记、微叙事、田野调查报告等十多种文体，他主张重返中国“文”的伟大传统，在“文”这个极其宽广的场域里走走停停，偶尔还允许自己“迷路”，虽然每次“散步”的心情、步调、路径各不相同，却都是自由自在的，在这种“在地性”游走的带领下，读者尽可以放心地在111个词的诗意与美丽中流连。111个词如同能够安妥灵魂的111个“居所”。
于是，我们漫步、沉思，甚至久久不肯离去，在这门“新鲜的生活的考古学”（《异乡》）中，那些失传的乐曲、消失的故城、栖息的人群、具有震撼力的地貌和风景……以及那个“启示录般的亚洲黄金腹地”，不再离我们遥远，而是在词与词的引力中变得近在咫尺——万物拥有了自身的“主体性”，并开始向我们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