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慧 颜彦
《西游记》取材于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的真实历史事迹。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经今新疆和中亚等地，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并于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前后历时17年。玄奘取经事迹经过近千年的文学化演变，从元到明诞生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等不同形态的西游文本，终于在明万历间以长篇白话小说《西游记》的形式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是现存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该本。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后，北魏的宋云、东晋的法显以及唐代的玄奘，先后完成了西行壮举，拉开了中原与西域各民族和谐交往的历史，《宋云行记》《法显传》《大唐西域记》等相关历史文献也构成了西行题材的文学传统。睦邻友好、万邦协和一直是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态度，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也一直是中华文明得以赓续繁荣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中华文明在不断汲取世界民族文化养料的基础上生生不息、历久弥新。《西游记》将玄奘西行史实演绎为百回本小说故事，融神话、传说、历史、宗教、世情于一体，化取经艰难困苦的行走体验为诙谐幽默的悦读体验，在天、地、冥三界的时空穿梭中，润物细无声地将民族情感和华夏文明注入到心灵滋润和阅读感悟中。
作为玄奘西行路上的必经之地，新疆丰富多样的地貌特征为《西游记》创作提供了独特的素材，极大地增强了作品奇幻色彩的表现力度，丰富和增强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困难程度和深刻寓意。“八百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的火焰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的八百流沙界，“千层汹浪滚，万迭峻波颠”的通天河，饮水成胎的子母河，借由《西游记》的妙笔，幻化成为一段段惊心动魄、摄人心神的经历。作品突显自然景致严峻险要的同时，一方面着力刻画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和挑战妖魔的百折不挠，孙悟空为灭火焰山之火，三借芭蕉扇；为过通天河，两战灵感大王，虽然险象环生，却从不退缩；另一方面侧重体现对心魔的抵抗和斗争，唐僧在女儿国接连两番遇到了富贵温柔乡的诱惑，一次来自人世间的西凉女王，一次来自琵琶精，面对女王时不禁“似醉似痴”，动了心神，好在最后都能够坚守本性，把持正身。
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虽然饱尝艰辛，却始终斗志昂扬。《西游记》中九九八十一难的历险模式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披荆斩棘、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
新疆地形复杂多样，山脉、冰川、河流、戈壁、荒漠、丘陵、草甸、森林交错分布，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各族人民从来不缺乏生存的勇气和智慧。这种精神气质与《西游记》塑造和体现的民族精神是相通契合的。新疆的山水人文，在强化《西游记》的文化内涵和思想价值上无疑是重要一环。地理、历史、文化在神魔幻化的世界奏响了一曲人类文明的交响曲，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和伟大精神。
作为一部世代累积成形的作品，《西游记》在演变和进化中逐步吸纳了各个时代的文艺素材和思想内容，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举的宗教思想体系，并在从史实向神话转向的过程中，又完成了宗教和世俗的融合。小说中师徒四人在车迟国遇见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作怪，经过一番激烈斗法，除去邪魔，孙悟空劝国王：“今日灭了妖邪，方知是禅门有道，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孙悟空的劝谕道出了《西游记》的深刻寓意：多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的融会贯通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独有智慧，也是促使中华文明在文化激荡中历久弥新的重要途径。
小说中的车迟国原型为古代龟兹，即今天新疆库车地区，唐代在这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还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首站。这里的克孜尔石窟被誉为“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石窟建筑及佛像、壁画也成为早期佛教艺术形态的重要遗存，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佛祖、菩萨、金刚力士、比丘、猴、龙马等形象和要素经过艺术的提炼和升华，最终完成了跨时空、跨文化的接受、组合和再创作，自然融入到《西游记》艺术成品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西游记》与《马可·波罗游记》并举，盛赞玄奘大师与马可·波罗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西游记》的成书和问世，就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作为一部蕴含多元文化思想的作品，它立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成为认识中国的重要文学标杆。
《西游记》的经典性源于玄奘西行奇迹，也源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滋养，在时间的沉淀中又重新成为哺育人类心灵的养分。早在十世纪时，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县）的胜光法师就将记载玄奘的《大唐大慈恩寺法师传》译成回鹘文，该卷于1930年前后在新疆发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1981年，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又出土了《大唐西域记》残卷，玄奘取经故事在新疆的流传说明了新疆各民族间的亲密关系，耿世民先生认为“这是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生活在统一的祖国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相互学习、彼此影响的必然结果”（耿世民《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蒙古人阿日那在新疆巴里坤军营中翻译了蒙古文版《西游记》。嘉庆十八年（1813年），卫拉特蒙古僧人罗布桑琮瑞翻译托忒文《西游记》，成为新疆地区蒙古族了解《西游记》的重要文本。1949年以后，《西游记》出现了更多译本。穆合塔尔·买合苏提和玛丽亚木·麦麦提合力翻译了维吾尔文译本。198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锡伯文《西游记》译本。此外，其连环画版在新疆也广受欢迎，196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连环画。1998年，由热比古丽·伊布热依木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维吾尔文《西游记》连环画全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西游记》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凝聚着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因子，是进行心灵浸润和文化熏陶的典范代表。西游故事包含大量新疆元素，昆仑山的瑶池、天山脚下的西海，烈焰烧空的火焰山，云卷浮沙的流沙大漠，在文学的映衬下镀上了浪漫色彩。哈密、库车、阿克苏、喀什、和田等玄奘亲历之地，在岁月轮回中成为同一地理空间下文化交流和民族交往的历史见证。在《西游记》织成的文化网络中，以史明理，以书育人，以文润心，增强边疆民族文化认同，共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从玄奘孤身一人的西行壮举到师徒四人的九九八十一难，《西游记》不仅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又赞不绝口的“中国故事”，更成为蕴含民族精神和中华文明的文学奇观，以及沟通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经典文化载体。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