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强
去年盛夏，我带几位医疗专家前往阜康市甘河子镇，为当地的新疆老产业工人开展义诊。诊疗工作收尾后，我们顺路走进阜康工业展馆，想在锈迹斑斑的实物与泛黄的文字间，了解这片土地曾经的激情岁月。
展馆内光线柔和，多数展品都在岁月里褪去了光彩，唯有展柜中一只老式皮箱，意外牵住了同行耳鼻喉科专家刘立中医生的脚步。她立在柜前，目光像被磁石吸附般凝注在箱子上，良久未动，那斑驳的皮革仿佛将她拽回了某个不曾亲历却深植于心的年代。
展柜旁的说明牌，悄悄揭开了它的特殊意义：它是上世纪60年代全国各地建设者奔赴新疆，在茫茫戈壁滩上进行工业拓荒的忠实见证，它装过开拓者的行囊，承载过一代人的理想。
“我家地下室里也有几只这样的老皮箱。”刘医生的声音很轻，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颤意，手指不自觉地在展柜玻璃上轻轻抚过，像是隔着时空，触摸自家那些皮箱的纹路。
“那是我父母从北京来新疆工作最珍贵的物证。”回程的车上，刘医生主动打开了话匣子，向我讲述了她家老皮箱的主人、她的父亲刘之信的故事。
刘之信生于山西省垣曲县的一户农家，14岁便背着行囊，追随三个哥哥的步伐投身革命。天津解放那年，他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接管处军事代表的身份，圆满完成了商业领域的军事管制与财务接收工作。因任务完成出色，他荣幸地参加了开国大典的观礼，在天安门广场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7年底，国家号召中央机关及各部委干部下派地方，充实基层力量。彼时，刘之信正在商业部中国百货总公司担任政治办公室主任，即将被进一步提拔任用。得知消息后，他第一时间报了名。部委领导找他谈话时，特意提及新疆教育系统急需管理人才，问他是否愿意去建设边疆。他没有半分犹豫，掷地有声地说：“听从组织安排，新疆需要，我就去！”
那时，刘医生姊妹4人都还年幼，其在中国针织品总公司工作的母亲张智卿本可按照组织安排留在北京，不必跟着远赴艰苦之地。可她却毅然放弃了这份“优待”，主动申请随丈夫一同前往新疆——她把全家的未来，都系在了那片陌生却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在当年人们的认知里，新疆是个极其遥远的地方，遥远到像另一个世界。对刘之信夫妇而言，那里更是裹着一层未知的面纱：不知道会在哪里工作，不知道能不能扛住戈壁的风沙，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北京的亲人。可他们没说一句豪言壮语，也没有半点愁绪外露。在那改天换地的时代洪流中，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像炉子里燃得正旺的炭火；那份不惧艰难、勇往直前的坚定，丝毫不逊于文学作品里的英雄形象。
出发前，刘之信特意买了几只大皮箱，把全家人的衣物、书籍，还有仅有的家当一一装进去。就是这些箱子，陪着他们告别了满贮温情的家乡，告别了站台上诉别的亲人，也告别了熟悉的首都北京，踏上了西去的漫漫征途。
那时候的西行之路，远没有今天便捷顺畅。1958年2月，北京到兰州还没有直达火车，他们辗转换乘才抵达兰州。再向西，便只能搭乘顺路的敞篷大卡车，皮箱成了孩子们最爱的“座位”和“靠背”。西出嘉峪关后，公路尽是砂土路，坑坑洼洼，高低起伏。汽车在上面行驶，时而俯冲、时而颠簸，活像在波涛汹涌的海里行船。大人们忍着晕车的恶心，孩子们则在颠簸中哭闹，风沙裹着尘土灌进车厢，落在头发上、衣服上，一天下来，每个人都成了“土人”。后来，路况变差，连敞篷卡车也坐不了，一家人只好换乘马车，在戈壁滩上一路摇曳，终于在4月20日抵达了乌鲁木齐。
皮箱上两月颠簸留下的尘土尚未拭去，刘之信便接到了一份沉甸甸的任命：担任新成立的新疆医学院党委委员，兼任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这份担子，比来时的行囊更重。
翻开组织移交的资料，他握紧了拳头。和平解放前的新疆，医疗卫生事业堪称“一穷二白”：地方病、传染病肆虐，全疆却仅有54所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专业人员不过500余人，医师更是只有18人。各族人民缺医少药，人均期望寿命仅有30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新疆通志（第82卷）·卫生志》）。“有病无钱治，有钱无处医，小病靠天命，大病丢性命”“每逢疾病祷神明，愚诚膜拜医无术”——这些说法，正是当时新疆医疗状况的真实写照。直到新疆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国务院情系各族人民的健康福祉，通过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起了新疆医学院和第一附属医院。刘之信要领导的，正是这样一所承载着殷切厚望的新生医院。
医院建在乌鲁木齐市鲤鱼山下的戈壁滩上，那里除了几栋新建的苏式建筑外，时常交织着建设者铁锹撞击沙砾的脆响与风沙的呼啸声。临床科室仅有10个，床位不过100多张，这里会聚的是一群从北京、上海、山东、湖南、广东、四川等地抽调来的医疗骨干，还有刚毕业的医士和护士学校学生。他们满怀建设新中国的豪情和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爱，在这里共同铺开了一幅以医者仁心成就新疆人民健康平安的民生画卷。
白天，他们在诊室里问诊、在手术台旁救人、在课堂上授课、在实验室里攻关；晚上，便扛起铁锹、十字镐、抬把子，去填沟平壕、修整道路、植树种花——没人叫苦，也没人喊累。雪山脚下，有他们深入牧区巡诊、防治流行病的身影；大漠边缘，有他们调查地方病源、为牧民送药的足迹；实验室里，有他们为攻克疑难杂症反复实验的专注；无影灯下，有他们为开辟新医疗领域彻夜不眠的坚守。
从这里，走出了汪师贞、习家骏、何秉贤、汪无级、钱戌春等一大批新疆医学学科的创始人，创造了数十项国内首创的医疗技术。他们扎根边疆数十载，用仁心仁术驱散病痛，用无疆大爱温暖各族群众，为新疆的建设保驾护航，也为各族人民的生命安康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自治区医疗卫生事业70年的绚丽华章。
刘之信熟悉每个科室的情况，叫得出每一位员工的名字，说得出每家的情况。为留住那些宝贵的医疗人才，鼓励他们扎根边疆、献身边疆，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我至今记得，有年冬天，风雪交加，父亲听说门诊收费处缺人手，二话不说，带着年幼的我陪他去顶替值夜班。正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和姐姐都学了医，毕业后全回到一附院工作。”刘医生说。如今刘医生姊妹分别是心内科和耳鼻喉科专家，把青春和智慧也奉献给了新疆的医疗卫生事业。
现在的新疆医科大一附院，已经成长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现代化医院，可以为各族人民的健康需求提供全方位服务，连续多年荣获全国综合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监测）A+等级。再看今日新疆，孕产妇死亡率已经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0岁提高到2024年的77岁。
“现在的皮箱子里，装着我父亲生前精心保存的32本工作笔记。”说到这里，刘医生的声音又轻了下来，带着几分骄傲。笔记里记录了1958年5月12日至1966年10月11日，刘之信从初到新疆医学院走马上任，到与医院医务工作者们一步一个脚印砥砺前行的每一个细节。笔记的纸页早已发黄，可页码标注得井井有条，字迹依旧端正清晰。“父亲去世后，我一直珍藏着这些笔记，因为那里面包含着的，是父辈对事业孜孜以求的执着和坚毅。”
是啊，老皮箱里装着的，是刘之信一辈初代建设者的初心和赤诚。笔记本写满他们扎根新疆后的坚守，是老一辈建设者“一心向党、一丝不苟、敬业爱民、无私奉献”的生动注脚，更是他们用生命践行理想、用热血铸就边魂的永恒见证——它们既是父辈用青春书写的荣耀勋章，更是我们今天应该永远铭记与接续的精神魂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