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嘉亮
自张骞“凿空”、汉置都护后，新疆地区一直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书法，无疑是中原文化传播和继承的最好载体之一，很早就传播到西域大地，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从出于自然的原始书写到丰富多姿的艺术创作过程，一方面西域书法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高度传承性，与中原书法保持高度的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传播交流和接受消化的过程，加之特殊的地域环境，西域书法发展又具有其自身风格特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域书风，成为中国书法地域性书风的重要组成之一。
一
但凡地域性书风的形成，均离不开地域的地理文化特征和政治历史演变；但凡地域性书风的提出，均离不开地域内丰富的书法遗存。西域书风的形成正是书法这一中华文化的代表与西域地理文化、政治历史相结合的产物。自从有明确文献资料记录和证明的两汉起，西域书法就伴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在融入自身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遵循着中国书法的发展、演变规律不断丰富和完善，并与中原书法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尼雅汉简、楼兰简纸、龟兹题记写经、吐鲁番文书、高昌砖志等为代表的大量古代书法遗存，将西域文化展示在世人面前，也为西域书风的研究、归纳、提出，提供了充分可靠的材料依据。
所谓西域书风，就是指书法自两汉传入西域起，伴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治理，在融入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遵循着中国书法发展、演变规律不断丰富和完善，并通过大量古代书法遗存展现出来的既有传承性又有地域性的独特书法风格。
二
自西汉张骞“凿空”，随着朝代的更替以及与中原的密切交流，西域文化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稳定的过程中。特别是经过汉唐对西域的治理，中原文化在西域生根，作为中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汉文字及其书法也自然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西域“流人子弟尚能读书求识，官吏、平民子弟读书者更多”。如岑参诗曰：“叶河（今称锡尔河）藩王能汉语。”汉文字成为重要的交流载体，追求书法美逐渐成为西域人们的自觉。西域就此开始涌现大量的书家和书作，亦形成了以楼兰、龟兹、高昌等为代表的书法集中区，西域书法正是以它们为中心，融合本地文化，逐步发展丰富，形成各自的区域特征。
楼兰是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城邦国之一，早已成为沉落在沙漠深处的废墟。继斯文·赫定在古楼兰遗址首次发现汉晋时期书法文物后的百余年间，中外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们又陆续在楼兰发现了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一大批书法墨迹，包括木简与残纸，这些多由戍边吏士所书的墨迹，在当地干燥的气候条件下虽经千载亦能纸墨如新。魏晋墨迹在传统书法遗存中流传甚少，大量楼兰魏晋简纸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书法史的诸多空白，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书体演变发展的同时，也更深刻地理解当时书家的艺术创造性。当然，这些墨迹本身往往也是杰出的艺术作品和书法研究的重要资源。
龟兹是唐代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一度为西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作为丝绸之路北道重要枢纽，其文化具有多元荟萃的特征。其中，中原文化对龟兹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汉文字及其书法就是其表现之一。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档案学家周连宽先生曾说：“从西汉至南北朝，龟兹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都用汉文”，龟兹书法“尽管其艺术水平并非很高，但是却真实展露了书法在龟兹的流传和发展”。龟兹文化主要内容是佛教文化，因此龟兹书法也主要是与佛教相关的石窟题记、经书等，且分布广泛。
高昌即今之吐鲁番，自古是中原连接西域及中亚地区的重要通道，是东西方文化和宗教错综交织与相互融合的交汇地，是古丝路遗址最为丰富的地区。我国对吐鲁番进行科学考古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文弼先生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分别于1928年和1930年两次对西北考察，在吐鲁番的高昌故城遗址和交河故城遗址发现了大量古文书、墓砖、绘画等遗存。1959年至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了13次发掘，获得大量从高昌郡到唐西州时期的文书。
当然，除了楼兰、龟兹、高昌等为代表的集中分布区外，西域其他地区的汉文字书法发展亦毫无滞后，百花齐放，都从不同程度上丰富充实着西域书法，流传下来的大量书法遗存已成为西域书法史乃至中国书法史的宝贵财富。尽管由于时代久远、沧桑多变，有的书法遗存损坏严重，字迹模糊不清，但终究无法掩盖其耀眼光芒。
三
西域古代书法遗存的书写主体基本是中下级官吏或军士，而非社会上层人物；书写内容大多记载日常的生产、生活和杂事，比如借贷的契约、来往的私信等。所以，尽管从浩瀚的西域书法遗存中可以断定其背后数量众多的书写者，但也说明了他们的普泛性而非专业性；尽管西域书法遗存内容丰富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康有为、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极大关注，但西域遗存书法良莠皆有，且仍处在一个逐步被发掘、认识和研究的过程中，并未像传统文人士大夫书法经典一样为历代朝廷所推崇宣扬。这些民间书者多是缺乏艺术动机的，是为了“抄写”而书写的无意而为之，此跟文人士大夫书家们所追求的“为艺术而艺术”“意在笔先”完全不同，当然也正是民间书法这种“无意乃佳”“清水出芙蓉”的纯真心态，才是真正追求完美的书法家应该具备的。因此可以认为，西域书法是中国古代民间书法的重要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民间书法宝库里极其辉煌的一页。
西域书法的载体非常丰富，有简牍、残纸，更有碑铭、刻石，另外尚有大量的石窟题记和墓铭砖志，其中以简牍和砖志尤为突出，其所具有的独特材料形式和所需要的特殊书写技巧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艺术，成为西域书法中光彩夺目的篇章，也构成了西域书风独具特色的形式内涵。
其一，西域简牍的发现开启了近代汉晋简牍发掘之门。1901年，斯文·赫定在古楼兰遗址里发现了一批魏晋木简和字纸，同年，斯坦因在尼雅遗址也发现了魏晋简；1906年，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木简，大部分木简的性质类似后世赠物名册，有学者推测是西域精绝国遗存，即为汉简，这也成为近代第一批发现的汉简；之后陆续发现的西域简牍的时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十六国前凉时期，总数达600余枚。所以说，包括楼兰简牍、尼雅简牍、土垠简牍在内的西域简牍，开启了近代以来对古代简牍发掘的大门，重新引起了各界对古代简牍这一特殊文字遗存的空前关注。
其二，高昌砖志的出土展示了毛笔迳书的特殊书写方式。早在清朝末年（1910），吐鲁番厅巡检张清就在高昌故城北郊古墓挖掘出土《唐武周长寿三年（694）张怀寂墓志铭》一方，从此高昌砖志便开始引起关注。高昌砖志的书法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其充分保留了南北朝及唐代名家书法的真实面貌，同时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其书写材料和书写方式上。传统碑刻一般先由书者“书丹”，再经刻工凿刻，而高昌砖志书法中许多则是采用毛笔迳书的方法，即直接用朱砂、白粉（少数用墨）在或涂底或不涂底的墓砖上书写，而表现出特殊韵致，这是其他地域所罕见的。因此说，高昌砖志为书法艺术在书写工具材料和书写形式内容上开拓了新的境界。
四
西域古代书法遗存从其性质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古籍经典和宗教经论类书卷一般内容较多，篇幅比较长，大多是由专门的书手、经生抄写，所以书风规范，书写技巧高超，注重通篇的整体性和装饰性。书体以隶书、隶楷和楷书为主，兼有行楷，书风特征可以概括为点画精工，气贯脉通。诸如《诸佛要集经》残卷字形规整而灵秀，笔画洒脱而厚重，格调典雅，仪态大方，为写经书法的典型之作；“晋人写经”残卷点画浑厚，结体开阔，具有碑刻隶书的气势；《妙法莲华经》《金光明经》残卷等结体朴茂，参间隶法，气脉贯通，充分体现了北魏写经体的特征。
诏敕文牒和疏券信牍类文书一般篇幅较短，内容活跃多变，多为即兴之作，没有长篇经籍那么规整严肃，书写上表现得更为自由、浪漫一些。所以，此类文书书写更能发挥书者的个性，使其艺术修养、审美取向以及社会阅历、政治见解等因素均能得到充分发挥，体现出朴素自然、率意天真的书风特征。如楼兰残纸中的“正月廿四日”残纸行笔很少修饰，通篇随意挥洒；吐鲁番文书中的“王念卖驼券”以行草所书，笔意自然流畅，笔法豪迈劲健，气势生动流畅，在纵逸之中蕴藏古拙之意，通篇作品洋溢着书手纯真炽烈的感情。
碑铭墓志和题记刻石类书迹内容一般凝练精简且庄重严肃，书体涵以隶书、楷书、行楷和行书，多承隶篆之势，尤存隶意，加之以刀为笔、以石当纸的特殊书写材料，所以大多体现了古朴庄重、宽拙大方的艺术特征。譬如碑刻中的《任尚碑》《裴岑纪功碑》端稳开张，引篆成隶，古意盎然；高昌砖志中的《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张礼臣墓志铭》《张公夫人麴娘墓志铭》楷法森严、严肃庄重，《唐武悦墓表》《张君行母墓志》等则略显随意灵活，然更显自然而就、古朴稚拙。
当然，对于极其丰富的西域书法来讲，以上概括只是其在长期文化积淀过程中凝成自身风格特征中最显著部分的遴取，只能代表浅薄的一方鄙见。西域书法脉承中原又不僵于缚，这些无意于创作而创作的作品，形式自然活泼，绝无刻意雕琢之态，大都蕴含着一种刚毅劲健、潇洒奇宕、自然拙朴、返璞归真的本质之美。其书结体变化之大往往给人以一种审美的愉悦，大小、长短、宽窄、欹正、向背、疏密等诸多对比因素的充分运用，表现出了波诡云谲、不可端倪的意趣；大小之中，玄机幽渺；正欹之间，仪态万千。正是这种“古拙野逸、率意态肆”的西域民间书风，方使西域书法独具特色、引人注目，能够在浩瀚的中华书法艺术大海中辟得一方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