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力·阿布力孜
我出生在伽师县，1984年考入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博物馆工作。作为博物馆一名研究人员，虽然与文物打了快半辈子的交道，但每一次走进新疆博物馆历史展厅，还是会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是因为很多文物都是从我们库房里挑选的，几乎每天都能接触到；陌生是因为这里展出的一些新的考古成果，其背后还有许多谜团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破解。
刚被分配到陈列部时，我基本上是个博物馆“菜鸟”和“小白”。当时馆内文博界资深专家贾应逸老师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怎样小心翼翼地用规范动作搬动和摆放文物。他教导我们这些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个博物馆人要对文物有感情，要对自己的工作有敬畏。
从怎样填写文物出库提单，到怎样写文物词条，贾应逸老师对我细致入微的指导至今还历历在目。只要有不懂的地方问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解答。在库房，我真像置身于浩瀚的文物海洋，正是在这里，我对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特别是对精品文物有了基本了解。先秦时期的陶埙、铜镜、凤鸟纹刺绣，汉朝时期的司禾府印、汉归义羌长印、丝绸服装、漆奁、筷子、五铢钱、八龙纹金带扣、铁犁，北朝时期的剪纸、汉简、吐鲁番文书……这些国宝如此精美又如此神秘，它们好像在无言地督促我：增强学养，快快提高业务水平，把它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博物馆里展出的四五千年前的黍和小麦，是如何传入新疆的？3000多年前的楼兰玉斧是怎样使用的？“元和元年”锦囊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中原的筷子和茶叶是何时输入西域的？每当遇到新的文物标本，就会有许多新的疑问萦绕在脑际，总想探个究竟，把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心得写下来分享给他人。
但那时，我觉得如果能写文章登在报纸或杂志上，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而自己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限，没有多少自信。虽是如此，我还是对写作充满渴望。先试着用维吾尔文写了10多篇有关文物方面的文章，发表在《新疆文物》《新疆日报》等报刊上。接着，我又试着用国家通用文字写了一篇《新疆古代文物中的骆驼》给《新疆日报》投稿，没想到，很快就刊登了。编辑还打来电话，鼓励我多写。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又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新疆古代服饰、陶器、地毯等方面的稿件。
一边研究，一边写作，我对新疆古代服饰有了深入了解。那些先秦时期西域的鞣制皮革、纺织毛布、绘染图案的技艺，那些融入东西方艺术风格的汉唐丝绸、棉布服饰等，那些华美且兼具民族风格的宋元明清服饰……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无不反映着古代新疆地区受到中原古代服饰的影响所产生的变化，包括棉纺、丝纺和毛纺技术水平的提高，都揭示着一体多元文化交流、融汇、创新发展的轨迹。
我常常出神地凝视这些古代服饰，它们经纬纵横交错、五彩斑斓、绣工精美，甚至连织在上面的文字都清晰可见，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点和明显的族群文化特征，其历史、考古、艺术研究价值都不言而喻，越发感到让这些美丽的国宝为更多人所见所识，是多么重要又快乐的事。
2009年，全国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后，我参与布展的“新疆古代服饰展”首次开展，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那些日子，我应邀开办了面向学生和基层群众的《新疆古代服饰的记忆》讲座，一边回顾新疆古代服饰的历史源流和发展、变化，一边告诉大家新疆各民族传统服饰演变至今的特点与着装习俗，从穿衣这件日常小事上所折射出的文化交融面貌。
2017年起，我在《中国民族报》开设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栏目，发表了70多篇稿件，每一篇都通过一件或一组文物，讲述文物中的新疆故事。如今，我又在一些新媒体平台用更加生动有趣、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公众普及文物知识。通过撰写发表这些文章，我越发感受到中华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在新疆做一个文博工作者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2018年和今年，我当选为自治区政协委员，时常参加与文物有关的协商会，领导和专家们的发言让我受益匪浅。我常想，作为一个文博工作者，我应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立足本职工作献计献策，为文物发声。
这些年，我区文博事业的发展有目共睹，我所在的新疆博物馆和各地州市博物馆的硬件设施建设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是让人欣喜的。但也应该看到，在陈列展示、学术研究、文物科技保护等方面，我们与国内的一流大馆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当务之急是增强博物馆软实力，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提升博物馆整体水平，高质量发展我区文博事业。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我愿自己的文字化身桥梁，为文物的大众化普及做更多力所能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