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草，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出版文学评论集及学术专著《宁夏当代文学十四家》《当代小说印象》《鲁迅文学与思想考论》《张贤亮的文学世界》等，其中《张贤亮的文学世界》获宁夏文学艺术奖一等奖。
作为土生土长的宁夏评论家，白草的文字始终扎根这片土地的文学现场。他以文学博士的学养为基，以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理性为尺，更以生于斯长于斯的共情为桥，深耕《宁夏当代文学十四家》《张贤亮的文学世界》等研究，剖析作家创作的艺术脉络，打捞乡土叙事的精神内核。不同于泛泛而谈的批评，他的评论始终带着“在场”的温度——关注季栋梁等作家对当下乡村的即时书写的同时，追寻宁夏文学的乡土特质与全国价值，让批评文字成为连接本土创作与文学公共领域的纽带。
文学批评是创作的镜与灯。本次访谈，立足批评家的独特维度，聚焦其核心关切：如何构建乡土文学的本土批评话语，怎样平衡学术理性与地域共情，如何让批评为本土创作赋能。通过对话，读懂一位评论家的乡土情怀与学术坚守，看清宁夏文学批评的生长路径与时代价值。
批评立场：本土文学的“在场”观察
记者：依托长期扎根宁夏的生活积淀，您在解读本土作家作品时，是如何穿透文字表象，挖掘出其创作与本土生活、文化精神的深层联结的？
白草：主要还是细读作品，还要了解作家的生活，包括其个性、性格。作家大都写熟悉的那一块生活，而且是触动很深，甚至很疼的那一块，才是文学开始的地方。诚如您所说，文字是表象，但又是全部，作家写作是写语言，虚拟一个文学世界，以安放其心事、愿望、思想。
文学与生活，一对古老的命题，其间关系，就像有人所形容的，曲曲折折、千回百转。具体到作家个体，毕竟有迹可循，那个文学世界有门有窗，语言是大门，风格是窗户。
举例说，张贤亮写过去生活经历，用高嵩先生的话说，语言风格“沈雄俊放”，所创造的文学世界里，两个标志性主题特别明显：劳动者的温情和知识者的内省。沿着这标识，可以接近作家的世界和他的内在精神。
再看石舒清，很大一部分小说依据真人真事，有时读他的作品，感觉真像契诃夫所要求于作家的，把生活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把人也写得跟“原来面目”一样，不是捏造的。除了写出民间本有的温情，那多出来的一点，也即某种命运感，却是作家所发现、所赋予的。沿着多出来也高出来的那一点，也能靠近作家的文学世界。
记者：在评价乡土书写时，如何做到既不被个人情感偏好左右，又能坚守对本土现实的深刻认知？
白草：批评者很难做到全然公正。外国有评论家说，一个人只有对不感兴趣的事物，才有不偏不倚的意见，而一旦有所偏爱，也就不公正了。偏爱是正常的，但爱到影响判断，失之于偏即成问题。乡土书写，依我之见，不同性情的作家，写法自是不同。有多少作家，就有多少风格。
当然，形成风格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只有题材可相同，没有书写是相同的。而乡土书写同质化、作品多相似，说明模仿、跟风成了一种现象、一种风气。
这个时候，批评者倘若有所偏爱，反倒是好事，可以区分出优劣高下。文学是有等级的。作品读多了，便是偏爱也公正；读得少，那判断也多不可信，只能一偏再偏。
记者：关注当下乡村题材创作，最看重作品能否真实还原出哪些核心的本土生活特质？
白草：过去相当长时间，乡土文学有个特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特质”，农村青年纷纷涌向城市，以寻求富裕、文明的生活，代表作品为路遥的《人生》。那个年轻的主人公，只要能离开高家沟，哪个大城市也敢去。文学也有命运。这部作品既敏锐地感应到社会普遍心理和愿望，又适时地表达出来，引发共感，因此而成就了一部名篇。
现在的现实情况有很大变化，但文学中“离乡进城”模式一直存在。在这种同质化趋势中，逆着来，得有勇气。
举个例子，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反其道而行之：当过去和现在的高家林们背着行李进城之际，马氏兄妹三人却是取径不同，反向而行，重回农村，那一片热土，期待它的儿女归来。
也许，小说的“特质”仅仅表达了一种愿望，因为强悍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内含着反现实的品质。它像一个别扭的、同时也是独特的存在，自有一种力量。
话语构建：本土文学的价值阐释
记者：以深耕本土的批评视角梳理宁夏文学，应当抓住哪些核心的精神特质与创作脉络？
白草：我那本《宁夏当代文学十四家》序言中有句话：身处僻远的地理空间，作家们更易接近文学和生命本质，生命的倾诉、质地的素朴，可谓宁夏文学基本特质。现在看虽有那么一点点道理，也嫌笼统，把种种个性卷成一团，不能区分作家各自特点。概括性是文学个性之敌。乡土这块占宁夏文学主体，其中小说又居重要地位；诗创作格外低调，成绩其实不俗，一批年轻诗人正在起来。前几年提倡城市文学，这需要时间积累。
有个女作家吟泠，她的“歌兰小城”系列小说，创造了介于城、乡之间的小城——歌兰，写尽小城男女的喜怒哀乐。歌兰，可能就是作者老家贺兰的谐音。真是出色的小说，会写的作者。
宁夏文学整体氛围有一种“精神性”因素，到张贤亮这里就具象化了。张贤亮，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已占据牢固的一席之地；当然是宁夏文学的高峰，有他和没他，大不一样。
记者：解读张贤亮、季栋梁等作家时，如何平衡其个体创作特色与乡土文化共性？
张贤亮的小说虽然也写农村，但不能列入乡土文学。往前看，《呐喊》《彷徨》大半小说为乡土题材，而且鲁迅开辟了乡土一派，能说鲁迅是乡土小说吗？阿Q，历来文学史将其当成农民、雇工等等。可周作人说，阿Q身上反映的正是士大夫思想，农民、雇工一干人等，哪有这么复杂的思想。
季栋梁又是另一种风格，可谓全然民间视角、乡土本位，满篇民间幽默、智慧，但仔细看去，里面布满像荒地一般的景象，那是由城市化、现代化映照出来的。乡土与现代构成矛盾，后者具有压倒性力量。艺术的普遍性和题材的乡土性，怎样调和，可能不只是乡土文学创作面临的难题，也是批评理论需要更新的难题。
记者：如何向外界阐释宁夏乡土文学的独特价值，避免被简单标签化解读？
白草：这要看如何理解了。被贴标签，有时不见得不是好事；被贴一贴，说明引起了注意，有可贴内容。文学史上一些有特点的作家，一些流派，最早也是被对手贴，甚至自己动手来贴。
评论者解读时，针对一些明显的、普遍的特点评析一下，说它是标签也无不可。不怕被标签，就怕没有好作品。
批评实践：理性与共情的平衡
记者：面对本土作家作品，如何处理学术批评的严谨与同乡共情的温度？
白草：批评有现成规范和标准，而当面对具体文本，考验的则是批评者的眼光和品位。很多时候担心自己眼光不准，看走眼，好坏不分。
所以尽可能多读点作品，哪怕不太喜欢的，也坚持读下去。至于共情，这好比你不可能和许多人共情一样，人挑作品，作品也挑人。不过，多读一点，或许就理解了。
记者：评论“当下现实题材”创作时，如何把握时效性与文学性的评判尺度？
白草：题材无古今，创作要沉淀，就像鲁迅说的，“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文学有尺度，当代人写，当代人读，怎么能分不出高低来。只是门槛降低了，标准模糊了，反而难辨好坏。
文学创作的职业化特点，这个职业化不是生计，不是为稻粮谋，而是契诃夫所说的把整个身心献给文学事业，而这现在几乎不提了。
福楼拜为形容一棵白菜，花了一个月时间；张贤亮小说为开头一句，想了半个月；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仅完成《红楼梦》八十回；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改写了7次。
文学史上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借用巴尔扎克的话，无一不是孤寂生涯中艰辛工作的结晶。沉潜良久的创作，与率尔操觚的浅近之作，其实是有区别的，能区分开来。
记者：撰写评论时，是否会与作家产生观点碰撞？如何处理这种碰撞？
白草：评论家写文章，看上去是自说自话，即便是带有批评性质的文章，作家们很少、几乎不会公开回应。实际上他们是很在意、很敏感、很脆弱的一个群体，也喜欢听好话。
认真读文本，先弄清作品意图，作家的观点体现在细节、形象等方面。连这点都做不到，谈不上碰撞。碰一碰，也需相处在同一平台上。
行业赋能：批评的责任与未来
记者：当下宁夏文学创作，最需要批评界提供哪方面的支持？
三年前，我设想多与市县评协合作，关注新人，关注基层的作者，眼睛向下看。已经成名的作家，引起国内评论家注意，由他们去说更能产生影响；当然深度研究还需区内评论者来做，知人论世，有条件。
关注新作者，套用一个诺奖诗人“请在我们软弱时爱我们”这句诗，那么评论者，请在我们蹒跚学步时爱我们、关注我们，有点意义。只是这工作，做得还不够。
记者：对年轻的文学评论者，有什么建议？
白草：从事评论工作，要对当代文学有热情，而且这份热情要持久；熟悉作家的作品，基本了解国内名家，时间久了，形成隐性的比较意识。说话写文章，避免说那种过头的话、离谱的话。
记者：未来宁夏文学批评，该如何更好对接全国文坛，发出本土声音？
白草：本土评论者的职责，是不断地评、不断地说本土作家，说得多了，作家有影响，走向全国，自有国内评论家来论说，纳入他们的关注范围。这是宿命；不只宁夏，其他各省也一样，否则便不是本土评论者了。
已故评论家高嵩先生，曾对我讲过，倘若张贤亮是一辆重型坦克，他便是坦克旁边的一名步兵。坦克胜出，单兵消失。
高嵩写的《张贤亮小说论》，是第一本研究张贤亮的学术专著，任谁也绕不过去。这种书，大概也只有本土评论者才能写出来。这就是本土声音，微弱，却不能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