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也明确要求“坚持开门办思政课，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这都为思政课改革突破传统模式、提升育人实效指明了方向。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改革创新要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需要持续转变教学主体关系中教师单向讲授的模式，拓展教学场域相对固定的物理边界，充分激活学生主体性，凝聚各类育人主体合力，贯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促进知识传授、情感认同与行为践行同频共振、协同共进。这一过程，有赖于系统构建“主体协同”（回应“谁来教”之问）与“场域开放”（回应“在哪教”之问）相互支撑、彼此赋能的育人格局。系统探析思政课“主体—场域”融合的内在逻辑、核心内涵、价值意蕴，可以为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主体—场域”融合育人的逻辑起点
从教学形态演进看，思政课建设需要着力推动从“主体单一”向“多元协同”、从“场域固定”向“内外贯通”的双重转变。前者意味着思政课教师要从课堂中单一的知识权威与话语中心，转向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深度对话的组织者与促进者，使教学成为师生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后者指向将教学空间从固定教室的小课堂，延伸至社会生活、历史情境、实践场域的大课堂，让理论在鲜活现场中获得更强的现实解释力与实践感召力。这两重转变相互支撑，共同回应着提升思政课育人实效这一重要命题。
“主体—场域”融合育人正是对回应这一命题的积极探索。其理论根基主要源于“主体间性”教育哲学与社会学的“场域”理论。前者强调教育是多元主体间通过平等对话、交互理解达成意义共建的过程；后者则将教学视为一个充满力量关系的空间，场域的转换意味着规则、资源与话语方式随之改变。融合的逻辑在于多元主体的对话与碰撞，需要开放、真实、富有意义的场域作为载体与驱动力。而拓展后的丰富场域，亦需借助新型主体关系的构建，才能被有效“激活”并转化为教育能量。二者相辅相成，旨在共同塑造一个“人在事中练、理在境中明”的复合教育情境，使价值引领如盐在水，深刻而自然地发生。
例如，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的“校史馆里的双师课”，正是这一逻辑的生动体现。校史专家与思政教师（主体拓展与协同）在校史文物与档案营造的特定氛围中（场域迁移与赋能）展开对话，共同引导学生穿梭于历史细节与理论框架之间。其结果是产生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教师讲述与实物佐证、集体记忆与个人体悟的“多维共鸣”。这种共鸣，正是思政课实现入脑入心的重要心理机制。
“主体—场域”融合的核心内涵
思政课“主体-场域”融合并非概念的生硬嫁接，而是在教学实践中同步推进主体关系的“去中心化”与教学空间的“去边界化”，形成“主体融合”和“场域融合”两种基本的实践形态。
在“主体融合”维度，实现从“一言堂”到“群言堂”的转变。东华理工大学的“双师同堂”与“师生同台”就是典型实践。“双师同堂”（如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党政干部、道德模范、中小学教师等同堂）通过引入差异化的认知视角与话语体系，打破了单一教师的“独角戏”，使课堂成为一个思想碰撞、观点协商的“微型公共领域”。“师生同台”则更进一步，推动学生从教育对象转变为教学合作的共同创作者，其角色从聆听者、提问者延伸至讲述者、展示者。这种转变，构建了一个“师—生”多维互动的教学共同体，教学活动从教师单向的知识传授升格为引导学生在知识的对话和展示中深化理解、坚定认同，进而实现知行合一。此外，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一体化备课授课、支持“青马宣讲团”走向社会开展理论宣讲、邀请雷锋精神传承人走进课堂等举措，也能将育人主体从大学延伸到中小学，从校内延展至校外，构建起纵横贯通、内外联动的育人格局。
在“场域融合”维度，重点是实现从“小课堂”到“大天地”的贯通。例如，东华理工大学提出的“一线课堂”与“场馆思政”，旨在将教学场所从“封闭场域”，迁移至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原生场域”之中。无论是赴“红军标语第一县”乐安县开展现场教学，在江西生态文明展示馆探讨绿色发展，还是在地质博物馆阐释人与自然关系，其意义都不止于空间转移。此举旨在突破单一教学空间的局限，将教室的“教学逻辑”、场馆的“展陈逻辑”、田野的“实践逻辑”创造性结合，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在场感”，使得理论感悟和价值引领变得可触、可感、可思。
“主体—场域”融合的价值意蕴
“主体—场域”深度融合的价值意蕴超越了教学方式的革新，更深刻地体现在对思政课育人生态的重构、对知行合一教学逻辑的贯通，以及对“大思政课”建设路径的开拓上。
重构思政课的育人生态，使课堂从学生听的“单向知识传输场”变为师生共育的“互动学习成长空间”。多元主体的引入（如双师对话、师生同台）打破了教师的单向输出，建立了平等、互动的教学关系；多维场域的拓展（如场馆教学、一线课堂）则将社会、历史的鲜活气息引入教学现场。这种融合，使得价值引领不再是外部的灌输，而是在真实的关系互动与情境体验中自然生发。例如，“思政课教师与统战部部长同讲统一战线”“老师讲透‘生态理’、学生讲活‘环保事’”等教学安排，正是“同向同行”“共学共研”的新型“师生关系”的范例。
贯通理论与现实的有机联系，破解“知行分离”的传统难题。思政课教学中常见的理论抽象性、与现实疏离感的困境，通过“主体—场域”融合，可将社会力量引入课堂（主体开放），或将课堂延伸至社会现场（场域拓展），构建“理论”与“实践”持续对话的机制。如“青马宣讲团”在开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社会宣讲中，不是复述党的创新理论，而是将党的创新理论用自己的话、能说服公众的寻常百姓话讲述；在赴乡村开展的“白浒窑火映初心”主题调研中，也不是仅仅验证书本的结论，而是在现实中寻找乡村振兴的真办法。这种“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的闭环，有力地推动了知识从“记忆性认知”向“运用性素养”转化，使“知行合一”成为可实践的教学过程。这也为培养能够理解社会、参与社会、奉献社会的时代新人提供了坚实的教学支撑。
拓展“大思政课”的实践内涵，提供了全员全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的操作模式。“主体—场域”融合育人格局的探索，是对“大思政课”理念的生动实践和具体化发展。它清晰地表明，“大思政课”之大，不仅在于资源与场面的宏大，更在于育人格局与机制相融合。它通过双师协同机制、校地共建实践基地等制度化设计，将原本分散的育人力量（学校、社会、家庭）和育人环节（课堂、实践、网络）整合成一个有机的育人体系。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旨在构建纵向衔接、螺旋上升的育人链条；邀请党员干部、先进模范、行业专家走进课堂，其目标在于形成横向贯通、优势互补的育人合力。这为高校践行“开门办思政”、构建“四全育人”大格局，提供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融合育人”行动范式。
思政课“主体—场域”融合育人格局的探索，为破解传统教学的结构性困境提供了可行性实践路径。它表明提升思政课的育人实效，有赖于持续回答好“谁来讲”与“在哪讲”两个基本问题，创新性构建教学中“人”与“空间”的关系。这一探索不仅深化了对“大思政课”建设规律的认识，也为新时代思政教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