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北地区的音乐活化石，六盘山花儿既承载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记忆，也是宁夏六盘山地区的民间艺术瑰宝。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其存续逻辑既折射出技术赋权时代文化生产的范式转型，也揭示了共同体美学建构的深层密码。
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从口传传统到交互叙事
六盘山花儿的音乐美学体系，根植于西北方言与山地环境的共生关系，其声腔系统具有鲜明的“商微型四声腔”特征。商音（Re）到羽音（La）的大二度下滑，生动模拟了山风穿涧的自然声响；而受诵经音调影响的微分音运用，则在哭腔特质中营造出独特的审美张力。这种音腔形态承载着地理空间的物质记忆。再如《黄河岸上牛喝水》中商徵交替的旋法结构及旋律对河套地貌的声学映射，更通过歌词“三句一叠”的传统格式、双字尾韵律（如“尕妹妹 / 我的花儿哟”）与陇山地区方言音调音乐化的装饰音处理，构建出“土花儿”特有的语言音乐化范式。
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传承实践，正推动这种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如“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将花儿与现代教育场景深度融合，在市县小学的课外活动及社团中，孩子们通过角色扮演体验“花儿对唱”的趣味，右手画圈如揽月的“拦羊手势”被解码为放羊少年的情感投射。教学实践延续“口传心授”的传统，通过游戏化互动重构文化传承的时空维度。又如花儿歌舞展演活动，将百人合唱与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使各类传统曲目在声光电交织中焕发新意。“在地化展演”策略，保留了花儿原生态的质感，通过媒介技术的介入构建新的审美界面。
共同体美学的建构：多民族声音的对话与共振
从音乐人类学视角观察，花儿是族群认同的声学边界与文化协商的声景场域。在多民族杂居区，花儿通过“音调借用”策略实现文化渗透，如吸收蒙古长调的悠长气息，却以方言壁垒保持核心审美特质。这种声音的辩证法，在王洛宾1936年记谱的《眼泪花花把心淹了》中已初现端倪——五线谱凝固的不仅是旋律形态，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声学化石。而新大众文艺的交互性特征，为这种共同体美学提供了新的表达维度。李震宏创立的中宁县大战场镇红宝村农民合唱团，成员涵盖农民、手工艺人等不同群体，其排练过程本身即构成文化协商的现场，创造出跨文化的身体叙事。“去中心化”的创作模式，打破了专业与业余的界限，使花儿从封闭的乡土系统走向开放的文化对话场域。
审美现代性的突围：传统基因的韧性生长
从审美现代性视角审视，传统音乐基因的适应性突变展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民族音乐学框架下的传承变异，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历史层积中的风格嬗变清晰可辨：明清时期的原型层保留了古陇山徒歌特征，清至民国的融合层发展出“三句一叠”的典型范式，而20世纪以后的当代层则出现 “花儿剧”等新形式。现代性冲击下的调适策略同样值得关注：比如从田野山间的赤足踏歌到舞台化的“程式化表演”，身体姿态的规范化导致声腔表现力的部分消解；录音技术改变了声音的时空属性，王洛宾的记谱实践虽保存了原始形态，却也固化了某种“经典化”的审美范式。教育传承困境则体现在十二平均律体系与传统民间律制的冲突，导致新生代歌手出现“音准焦虑”——这种焦虑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听觉经验与工业文明听觉范式的认知错位。
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六盘山花儿，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发展中。传统音乐正在转化为文化资本，参与地方经济结构的重构。这种动态平衡揭示了一个根本命题：文化基因的存续不在于凝固性保护，而在于创造性转化。其每一次声腔的震颤，都在重写着文明对话的当代语法。这种活态传承实践正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注脚。
（作者简介：宁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