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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有
人不仅知道今天，还想知道昨天和明天。
流经甘陕两省的渭水流域，被称为中华史前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藉河是渭河的一大支流，其流域史前遗址分布密集。据20世纪60年代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调查资料，平均每平方公里就分布有史前遗址，例如天水市秦州区境内的七里墩、王家坪、西坡、梁家坪、石马坪、豹子沟、莲亭村、师家崖、西山坪等。这些地方从史前延续至今，一直是人类居住和耕作的家园，其适宜生存的长期稳定性，令人叹服。
这些众多的遗址，是我常去探访的地方。农民耕作农田或修筑梯田时，常有陶片、石器等遗物翻露于地表，我每每途经，多有捡获，尤其每遇彩陶片或石器，心中喜悦之情不亚于发现新大陆。日积月累，我手中便积攒了数百片彩陶。这些彩陶片，乃是七八千年前的先民以陶土为载体所作的绘画遗存，其上绘有线条几何图形、鱼尾、渔网、水波纹，甚至人形图案。虽已残破成片，但当时以矿物颜料涂绘的色彩依旧清晰可辨，至今捧于掌中，仍觉厚重沉实，意味深长。
2006年，我曾前往河南仰韶，途经陕西临潼半坡、宝鸡姜寨，又沿甘青地区踏访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的多处遗址，不惧辛劳，反复踏勘，其间亦拾获不少陶片。
经过分类比对，我发现早在“人之初”的史前时代，彩陶就已具备了后世铜器、瓷器中的各类造型和复杂样式。彩陶上的纹饰琳琅满目：有飞虫走兽、人羊猪犬，也有蛙鱼鹿鸟、花卉草木；有水涡纹、日月星辰，也有渔网与禾苗共绘于同一画面——这说明当时已是农耕、狩猎、捕鱼并存的生存时代。更令人惊喜的是，彩陶中还出现了鼓、埙、串铃（类似沙球）等原始乐器，以及具有文字雏形的绘画与刻划符号。民间传说中的女娲、伏羲，在彩陶图案中亦有印证，而原始的八卦与太极图式，也已在陶面上初见端倪。
我常于乡野间拾遗觅珍。曾有一次，我听秦州区石马坪的吕约伯说，村民植树时挖出一把大石斧，被人随手丢弃在路旁土沟，我急忙赶去寻回，妥善保存。类似捡拾史前器物的经历，于我而言数不胜数。
2010年，我有幸结识全国知名指纹专家刘持平先生，他曾著有《指纹无谎言》一书。我将七八千年前先民遗留在泥陶上的清晰指纹照片出示给他，他看后十分惊讶，当场判定为男性指纹。
说起制陶，本是一项极耗体力的重活，从取土、和泥、踩踏、做坯，到晾干、装窑、烧制、出窑，工序繁重，女性一般难以胜任。然而，不少人不了解制陶的艰辛，想当然认为是妇女从事的手艺，这实则是一种误解。同样，有人将当时用于酿酒的尖底陶罐，附会为利用重力取水的器具，殊不知这类尖底陶器，在史前石器文化中均为专用酒器，并非取水器具。
考古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常见误区。史前彩陶文化，通常以首次发现地命名。安特生一行人当年沿西兰公路前往兰州、临夏、青海考察，并未途经天水。而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的谢端琚、赵信等学者，在天水师家崖、西山坪两处遗址历时十年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并出版重要田野考古报告《师赵村与西山坪》。谢端琚先生曾当面告知，从秦安、秦州出土的马家窑彩陶来看，其彩绘图案、打磨工艺与胎质精美程度，均早于临洮马家窑遗址出土器物。由此可见，史前文化以首次发现地命名后，其年代早晚关系，仍需依靠后续出土文物考证订正。安特生曾误判齐家文化早于马家窑文化，后经夏鼐先生依托出土实物纠正，便是典型例证。
我曾捡拾到一片天水出土的精美马家窑彩陶碎片，其水波纹旁绘有一只形态逼真的人手。这只手的主人，或许便是渭水、藉水之畔的远古先民——他这一挥手，历史便跨越数千年。这，便是彩陶独有的魅力。
今人佩戴手镯，多以白银、玉石、玛瑙等贵重材质打造，而我捡拾到的却是灰陶手镯，其中还有适配孩童佩戴的小号器物，可见爱美之心，古今皆同。彩陶上留存的先民之手，历经数千年耕耘劳作，将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一步步推进至如今科技昌明的新时代。这，便是七八千年前先民镌刻在彩陶上，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文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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