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 　　 高东成

　　一、理论价值：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主体性
　　1.突破传统现代化范式的理论桎梏。乡村全面振兴跳出了“城市优先”的线性发展观，提出“城乡共生”的辩证逻辑。这一理论突破重构了发展经济学中“中心—边缘”的结构认知，强调乡村并非被动接受城市辐射的客体，而是具有独立价值创造能力的空间单元，为后发国家探索非西方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哲学基础。
　　2.发展理论的本土化创新。以“五大振兴”为框架的系统性理论，超越了单一经济维度的乡村发展观，将文化认同、生态伦理、组织韧性纳入发展评价体系。其中，“两山理论”将自然资本纳入生产函数，颠覆传统工业文明的“征服自然”逻辑，形成“生态—经济”协同演化的新范式；而“三治融合”治理理论则通过激活乡土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实现了现代治理技术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二、实践价值：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
　　1.破解现代性困境的实践路径。在工业文明引发的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背景下，乡村振兴通过“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双重变革，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掠夺式发展的人与自然和解之路。
　　2.重构城乡关系的制度创新。实践中形成的“县域城乡融合体”模式，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网络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制度设计，构建了“城市反哺乡村不是慈善而是权利”的新型关系。这种制度创新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工业化后期阶段，城乡差距可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而非零和博弈得以弥合。
　　三、战略价值：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底层逻辑
　　1.对冲全球化的风险锚点。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乡村产业链的区域化布局增强了经济系统的抗风险能力。更重要的是，乡土社会蕴含的互助伦理与集体主义传统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深层根基。
　　2.文明对话的话语权建构。乡村振兴实践中形成的“和而不同”发展理念，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普世价值叙事。它通过展示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可能，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认知霸权，为人类文明对话提供了新的话语体系。
　　3.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当乡村振兴将“人的全面发展”从城市精英扩展至全体农民，其本质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当代诠释。
　　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与实践，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何处安放人类未来”的文明实验。它既非怀旧式的田园牧歌，也非激进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在现代性危机中重建“天人合一”发展哲学的理性探索。这种探索的价值，终将在人类应对共同挑战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其深远意义。【作者单位：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