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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东
崖，总是要有几分峭拔险峻的。譬如华山苍龙岭，刀刃般的脊背；又譬如剑门关，天地劈开的门户。然而李崖的崖，全然不是这般，它甚至不能称之为“崖”，不过是牛头河北岸一道懒懒的土坡，从平地上缓缓隆起，又缓缓落下，温柔得如同妇人侧卧时的腰际线。然而李崖人就叫它“崖”，从祖辈的口中这么传下来。语言往往比地形学更固执，它保存着已经消失的地理记忆：早先，牛头河的河道贴南岸走，水流急，常年冲刷，这北岸可不就是陡立的崖么？后来河道北移，淤出了滩地，崖就成了坡。可名字留下来了，地貌易改，名却难改。
脚下是再普通不过的黄土，玉米叶在风里沙沙响。但我知道，往下挖，时间便开始倒流。最先碰到民国时期的碎瓷，明清的瓦当，宋元的铜钱；再往下，是唐代的砖，北魏的夯土；继续深入，便会触到那些西周的生土坑，触到三千年前某个人最后的安息之所。他就躺在那儿，身旁放着一只陶罐，罐里曾有过粟，有过水，有过对彼岸世界最朴素的想象。他会不会就是那个被称为“非子”的秦人先祖的部属？或者，只是一个无名的牧马人，在此停下迁徙的脚步，从此落地生根？
风从河上吹来，带着潮湿的土腥气。这气味，三千年前的那个春日或秋日，他是否也曾闻到？那时，这里没有玉米，没有堤岸，只有疯长的野草与流淌的河水。他眼中的“崖”，定然是真正的崖，河水在崖下奔涌，夕阳将崖壁染成血色。他或许曾在崖上眺望，看对岸是否有敌踪，看天边是否有归鸟。然后某一天，他倒下了，人们将他埋进黄土，连同他用过的石斧、陶罐，或许还有一枚兽牙饰物。泥土一锹一锹覆盖他，很快，野草在他的坟头生长。接着，是下一个死者，再下一个……坟茔叠着坟茔，土层压着土层。北魏的人来了，在这片高地筑起郡城，他们夯土为墙，墙基或许就压在某座西周坟茔之上。他们汲水、耕作、欢爱、生子，孩子又死去。城墙倒了又修，修了又倒。最终，连城的记忆也模糊了，只剩下一个地名：白土崖。而那片土地，在荒芜了许多年后，又被李姓先人开垦出来，种上麦子，或许，李崖从此就和白土崖连体了？
农人早年间翻地，常能翻出黑炭土，极肥，那是古人烧火留下的痕迹。有时犁头会“当”一声，碰到硬物，刨出来，或是一截朽骨，或是一个烂成碎片的瓦罐，农人将骨头重新埋好，默默祷祝两句。瓦罐若还有形，则拿回家喂鸡鸭。如今想来，犁头翻开的一瞬，正是与时间深处的一次猝然照面。考古学家用探铲和刷子完成的作业，农人用铁犁和汗水，同样完成了，只是前者为求知，后者为求生。黄土不分彼此，它将所有收纳、混合、沉淀，最终酿成深厚的、能长出好庄稼的熟土。
这便是我所理解的李崖土地，它不仅是地理的，更是历史的；不仅是物质的，更是记忆的。它是一本无字书，每一层土都是一页，写着不同的字迹：有烧荒的炭黑，有夯筑的灰白，有血浸的暗红，更多的是无名者生生不息的、微黄的印记。行走其上，便是行走在无数湮灭的朝代与生命之上。
父亲虽然祖居李崖，但从我上小学时，我们就住在县城。我读初一的时候，父母在李崖村里置了一处房院，因此，直至高中毕业，我有好几年的时间，得以完整领略李崖的脾性。
春天，是从崖下那片河滩地开始的。麦苗从化冻的泥土探出头，那绿不是一下子泼洒开的，而是怯生生，试探性地，东一簇，西一簇。用不了多久，春风一暖，春雨一润，它们便得了令似的，齐刷刷蹿起来。目光所及，是大片新绿的海，一直荡漾到崖根底下。风是绿的，阳光是绿的，空气里浮动着青涩的、微甜的绿意。放学后，我常钻进麦地深处，躺下来，看天。天空被麦秆分割成狭长的蓝色碎片，云走得极慢，耳边是无数生命拔节的“毕剥”声，还有虫子苏醒的蠢动，那种被蓬勃生命紧紧包裹的感觉，是后来的任何园林花圃都无法给予的。
夏天是金黄的、沉甸甸的。麦浪长成实实在在的麦穗，敦厚地低了头。阳光炽烈，土地发烫，空气中弥漫着麦粒将熟未熟时的焦香。收割是盛大的仪式。男人赤着膊，脊梁在烈日下闪着油光，镰刀挥出“霍霍”的弧线，女人跟在后面拾穗，递水，擦汗。打麦场上，石碾子吱呀呀地转，连枷起落，麦粒迸溅，李崖浸泡在麦草和麦粒混合的香气里，粮食入仓，土地暂时歇息。没多久，一场透雨过后，玉米和大豆的幼苗，又顶着亮晶晶的水珠，钻了出来。
秋天的色彩最为慷慨。玉米缨子由粉转褐，玉米棒子撑破青绿外衣。大豆叶渐渐变黄，豆荚却鼓胀着，蒙上一层细密的白毛。田埂上，高粱举着火把，在湛蓝天空下燃烧。秋收是琐碎而欢腾的，掰玉米的“咔嚓”声，割豆秧的“沙沙”声，孩子在堆成小山的玉米棒里打滚的笑声，及空气中那股成熟的、微带酒醺的复杂气味，都是植物在完成一生使命后，最后的、最浓郁的奉献。霜降一来，万物凋零，土地便坦露出最本真的褐色，深沉，宁静，疲倦而满足。
冬天，雪落下来，一切都简单了。山崖，河滩，田野，村庄，都被纳入一片无差别的、辽阔的洁白。世界只剩黑白两色，线条变得柔和，声音被吸附。站在崖上望去，天地素净得像一幅木版画，只几缕炊烟，从雪覆的屋顶笔直升起，淡蓝的，柔软的，平展展，白茫茫，什么坑啊坎啊，都抹平了。只有些干草梢子，从雪里探出点黑尖尖。那时，村子也静，狗都不太叫，大地厚实，包容一切，埋下什么，它都收着；长出什么，它都供着。在厚厚的土层下，在温暖的土炕上，生命正以另一种缓慢的节奏蛰伏、蓄积。
这便是李崖的四季，与任何一本农书所载并无不同，却又因与那片遗址血肉相连，而在我心中有了迥异的重量。三千年前的某个秋天，是否也有人在此收获过黍或稷？他们用什么工具？是否也曾对着丰饶的土地，发出过无声的感恩？冬夜，风雪叩窗，北魏郡城里那个守城的戍卒，是否在同样的风雪之夜，听着更鼓，思念远方的家乡？他脚下的城墙地基里，是否正压着一枚西周的骨簪？
望着李崖，我常常想起遗址博物馆里那些陶罐。它们被安放在完美的灯光下，标签注明着年代、类型、用途，它们很安静，也很孤独。而在李崖，在那些尚未被挖掘的、更广袤的土地之下，还沉睡着无数这样的陶罐。它们与泥土融为一体，与草根纠缠，或许还盛着几千年前最后一滴未蒸发的水。它们才是历史的常态——沉默的，被覆盖的，等待着的。考古发掘，只是一次偶然的“曝光”，是历史长河一次小小的喷嚏。
真正的李崖，既是那被发掘的、作为“遗址”的一百万平方米，更是那未被发掘的、依然生长着庄稼与炊烟的村庄；既是考古报告上的年代数据，也是我记忆中麦浪的温热与声响；既是那个最早的秦人牧马处的遥远起点，也是我的祖辈、我的父辈以及我辈，在此走过的平凡岁月。历史的宏大叙事，落到最终，或许真不如一株麦子、一捧泉水来得具体而永恒。那些煊赫的郡城州府，与延续了数千年的农耕生活相比，哪个更贴近这片土地的“根底”呢？
我虽在李崖生活过几年，但那时毕竟懵懂，所知皆属皮毛，只记得村中心有龙王庙，有井水垂柳。印象最深的是村子往南，走过几片玉米地，就到了河边——李崖其实夹在樊河西岸与牛头河北岸的交汇处。有河有水的村庄，必然美丽可爱，我常常带着书坐到河边阴凉处发呆。等到略懂人情世故，我已离开小城。几年前，族兄主持重修龙王庙，我才知道，我眼里破破烂烂的塑像彩饰，有一个大气端方的名称：河北督抚龙王庙。我因此溯源，又知道了一些相关掌故。又二年，白土崖人、我的老师马银生编纂《李崖志》，砖头一般厚的志书，所辑人物山水、历史沿革之种种，密密麻麻，像一片无边沉睡的森林，让我心惊：一直踮着脚向远方蹦跶，却不知，脚下就是一片肥厚的熟土，身在其中，孤陋寡闻，两耳充塞，羞矣。
此刻，独坐灯下，老式座钟“嘀嗒嘀嗒”的声响，和我浑圆的思绪混在一起，这一刻，我明白了，李崖的根底，并不在多幽深的地层之下，它就流淌在普通人的凝视里，在一张地契的墨痕中，在一阵熟悉的麦香里，在一个被固执传承下来的地名发音里。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一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覆盖薄薄的一层悲欢。这层悲欢如此之薄，转眼就会被新的悲欢覆盖，但也正是这无数薄层的叠加，筑成了大地永不磨灭的厚度与温度。
李家有崖，崖不在高。那层层叠叠的，是土，是时间，是无数无声无息却生生不息的，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