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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中泽
秦腔是西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传统戏曲剧种。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改造秦腔，剥离封建糟粕，融入抗战内容，使秦腔成为动员民众抗日、传播革命思想、巩固边区政权的特殊武器，实现红色转型。正如毛泽东所言：“秦腔是对革命有功的。”
以专业化团队
推动秦腔改造革新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抗日根据地，既是政治与军事的战略枢纽，亦是革命文艺的策源地与主战场。秦腔源自民间，雅俗共赏，在边区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一文化生态，为党依托秦腔动员组织民众投身抗战提供了天然文化土壤。
1938年4月，毛泽东在观看秦腔演出时指出：“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当有新的革命的内容。”此后，在其直接关怀及延安各级党组织的支持下，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于当年7月在延安成立，柯仲平任团长，隶属边区党委和文委，这是党领导下的首个以秦腔改造为核心任务的革命文艺专业团体。随后，在边区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关中、陇东、三边、绥德等分区及各县专业剧团相继组建；同时，边区部队、机关、学校也成立众多剧团，加之乡村业余剧团，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边区秦腔团体已达200多个，形成“延安—分区—县乡”三级演出网络。其中，民众剧团规模最大、实力最强、影响最广，成为秦腔革新和文艺抗战的先锋。
专业人才是秦腔革命转型的关键。抗战时期，鲁艺和边区艺校为秦腔改造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各剧团在演出实践中既注重内部人才培育，又吸纳民间艺人，为秦腔艺术传承与革新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以剧目内容革新为核心
推动秦腔革命性重构
剧目内容是秦腔表演的核心要素。传统秦腔多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叙事主题，与边区倡导的“团结抗战、民主平等”新社会形态严重脱节。为此，民众剧团对剧目内容进行革命化改造，创作出五类新剧目：一是宣扬民族气节，动员民众抗日，如《中国魂》《好男儿》《查路条》《回关东》《一条路》等；二是表现人民斗争，揭露反动派，如《血泪仇》《抓破脸》等；三是体现边区群众积极参加大生产、拥军支前等新面貌，如《十二把镰刀》《大家喜欢》等；四是描写根据地人民反对封建迷信与婚姻等，树立新风尚，如《神神打架》《桃花村》《三妯娌》等；五是改编历史剧目，推陈出新，赋予抗日内容，如《打渔杀家》《斩马谡》等。抗战期间，民众剧团新创排剧目49部、改编历史剧目15部，其他秦腔团体也创排出许多新剧目，极大地丰富了新秦腔的演出内容。
这些新剧目，突出抗日救国时代主题，歌颂党和人民，揭露和批判敌人，极具革命性、民族性、人民性，实现传统戏曲现代转型，成为对敌斗争的文艺武器。
以演出实践
传播抗日救国革命思想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革命秦腔唯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方能彰显其艺术力量。在广泛演出实践中，民众剧团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1939年2月，民众剧团打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的旗帜，带着《好男儿》《查路条》《一条路》等10部新戏从延安出发，深入边区10县30余处巡演，为群众和部队官兵演出近100场，至6月返回时行程达2500里。此次巡演被《新中华报》赞誉为“小长征”演出，群众称其为“咱们自己的剧团”，既赠送红枣与鸡蛋等物质慰问品，更赠送对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明白事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横批“团结抗战”，予以精神鼓励。1940年春，该团再赴关中、陇东、三边分区，在11县60个区乡村巡演，于12月返回延安。1943年12月至1944年3月，又携《血泪仇》《张丕谟锄奸》等新创剧目，在关中分区的2县8区演出62场，观众4万余人。全面抗战时期，民众剧团始终活跃于边区乡村，巡演覆盖23县（边区共31县）190处镇村，累计演出1475场戏（平均两天演1场），观众达260万人次，是边区所有专业剧团中“演出场次最多、新创剧目最多、群众反响最好”的剧团。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授予民众剧团“特等模范”奖旗，团长马健翎获“人民群众的艺术家”称号。与此同时，关中、陇东、三边、绥德等分区剧团和县级剧团，以及其他各类剧团等，也为边区民众上演了大量新创秦腔现代戏。
八年全面抗战中，边区所有专业秦腔剧团均以抗战题材为核心内容，在形式上融合传统秦腔与现代元素，形成独特的“新秦腔”风格，累计演出数千场次，覆盖观众数百万人次，推动抗日救国革命思想深入边区城乡和军营。
红色秦腔
的革命化意义
红色秦腔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救国革命斗争中，通过广泛实践展开，在边区政权建设、统战工作、社会变革与文化建设等维度发挥了独特的政治宣传动员与文化教育引导作用。
在政权建构层面，红色秦腔构建了政治认同的通俗化表达体系。通过《血泪仇》等新创剧目，将党的政治主张与边区施政纲领转化为具象化的艺术叙事，以群众熟悉的秦腔语言揭露阶级压迫与民族危机，使“边区政府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理念获得民众情感认同。其深入乡村与部队的广泛演出，搭建起党政与民众的沟通桥梁，推动“抗战救国”“民主政权”等政治话语深入民间，有效巩固了边区政权的群众基础。
在统战工作层面，红色秦腔创造了跨阶层的文化整合机制。既保留传统秦腔艺术形式以维系大众的文化认同，又创新性地融入“团结御侮”等时代主题，成功争取开明绅士与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通过军民共赏的演出场景拉近军政群关系，强化“军民一体”“民族团结”的大局意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边区内部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双重巩固，彰显了文化统战的独特效能。
在社会变革层面，红色秦腔构建了观念更新的启蒙场域。以通俗化的艺术语言表达批判封建思想与愚昧习俗，倡导阶级平等、男女平等、劳动光荣、科学生活、文化学习等新民主主义价值观，通过持续演出实现民众思想观念的渐进改造。这种“以文化人”的实践，推动边区社会从封建残余向新民主主义形态的转型，体现了文艺作为社会变革动力的内在逻辑。
在文化建设层面，红色秦腔开创了民族艺术形式的现代转型范式。通过创造性改造传统秦腔，将抗战、民主、平等、团结等革命内容注入古老剧种，使民族文化形式成为承载新思想的鲜活载体。这一实践不仅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化普及，更培育了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扎根群众的文艺队伍，带动了基层剧团振兴与群众文化繁荣，为边区文化建设奠定了持久发展的基础。
综上，陕甘宁边区红色秦腔的文艺抗战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创新典范。它以“民族文化形式”承载“抗日革命内容”，实现了文艺的政治功能与艺术规律的有机统一，不仅成为动员群众参与民族解放的特殊工具，更催生了边区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有效提高了广大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在中国革命文化史上书写了独特篇章。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文艺实践，也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