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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三义

　　若干年前，我答应刘启昌老师，查找他六世祖刘杭的生平业绩及政途事略。后来的查找颇费周折。我调离山西，事实上终结了文科教授应有的悠闲，卷入上海高校飞速旋转的车轮中。我虽是历史科班出身，但研究的是外国历史，整日埋头啃外文资料，完成规定的课题任务，此“主业”就占据全部时间。
　　当时，之所以信心满满地答应刘启昌，是因为我帮他查找七世祖刘养锋的资料比较顺利。彼时我任教于山西大学，在李嘎博士和他的研究生协助下，很快找到了刘养锋任职山西的史料。我把史料交给刘启昌，也写了一篇题为《为政有绩 泽被儒林——造福山西的清水籍官员刘养锋》的文章（后来在《天水日报·陇右周刊》发表）。
　　查找刘杭的史料，也是兴趣使然。刘杭是光绪丁丑科进士，即光绪三年（1877年）的进士，那年殿试的状元是王仁堪（字可庄）。我对王仁堪的生平事迹熟悉，因为我的导师王敦书教授就是王仁堪的曾孙。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我多次听导师讲起福州西清王氏的显赫家世，也读过导师撰写的文章，印象深刻。查找家乡清水县的历史名人刘杭，同时重温导师曾祖父王仁堪的事迹，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刘杭任职于贵州的州、县，担任过贵州乡试同考官，这个信息使我联想到南开大学创建者严修（字范孙）先生。严修曾担任贵州提督学政，被誉为“清代为贵州文化教育作出贡献”的三位人物之一（另两位是洪亮吉和程恩泽）。我读书期间南开大学“范孙楼”竣工，印象中在历史系图书馆见过严修的著述，如古近体诗存稿、日记影印本，只是没有翻阅和细读。我在没弄清严修任职贵州提督学政的具体时间的情况下，想当然地以为刘杭和严修有工作上的交集，所以惦记着从严修的日记和信札里找线索。
　　有关刘杭的基本信息不难获知。1877年的进士名单见《光绪三年丁丑科会试同年齿录》，从江庆柏编著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就可以看到。由于收录人物多，在表中第173页只有一行信息：“刘杭（1825—？），字霞舫、贻屏，籍贯甘肃清水，光绪三年丁丑科会进士。”现在有清代档案的数据库可查，1877年的新科进士名单是完整的，在《清德宗实录》卷51（光绪三年五月十日）能清晰看到刘杭的名字。刘杭考中进士的题名录，在光绪《平远州续志》卷3《秩官志》和民国《清水县志》卷10《选举志》都能查到。
　　陈文新主编的《〈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第959页，列举了吏部拟定的“内阁中书用”进士名单，和“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的进士名单，后一个名单的第八行有刘杭的名字。赵禄祥主编的《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上卷）》第397页有信息：“刘杭，清代书法家。甘肃清水人，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工书法。”
　　如果能找到刘杭的奏折、日记、书信等，应该是最珍贵的史料，可惜这些都不易查找。我询问过清史专家，清代档案中保留下来的官员奏章较多，但主要是清末总督、巡抚、御史的。我记得，导师说过他家的族谱完整，曾祖父王仁堪生前的诗文，被祖父王孝缉收入《王苏州遗书》，而奏章、日记和书信多散佚。王仁堪曾任镇江知府、苏州知府，而同科进士刘杭任职偏远地区的州县，刘杭的著述或日记、书信未保存下来并不奇怪。王仁堪《王苏州遗书》卷8《奉使纪程》中提及，光绪十一年王仁堪充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兴义县令刘杭曾参与襄校，这也是一则重要信息。
　　在邵滨军主编的《历代灯谜赏析》第618页，有16条灯谜注明作者是清代刘杭，摘自《百二十家谜语·霞舫谜语》。我们今天已不懂出谜题的规则，例如“我爱夏日长（《左传》句）；以盾为才”，不知哪个是谜面，哪个是谜底。
　　在《天水市志（下卷）》（天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第2774页的表中，也只有基本信息：“刘杭，清水，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贵州兴义知县。”相对详细的还是《清水县志》（清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第1050页的文字显示：“刘杭（1825—？），字霞舫，号亦贻，男，汉族，养锋之子。清道光己酉（1849）拔贡，同治庚午（1870）副魁，光绪乙亥（1875）举人，丁丑（1877）进士。历任贵州贵定县知县，都江厅同知，兴安州知州；补授兴义县知县，屡充贵州乡试同考官，推荐选拔者多为名士。”这一段相对完整的信息，来源于民国时期的《清水县志》。
　　在可以查到的信息中，也出现一些歧义。其一，刘杭字霞舫是可以确定的，但“号亦贻”和“字霞舫、贻屏”，还是不一致。其二，仅民国《清水县志》中“刘杭是刘养锋的侄子”，其余各类资料中都显示“刘杭，刘养锋之子”。其三，关于刘杭中进士的“光绪丁丑科”，有的地方则误为“光绪乙丑科”。例如，在《清水文史第1辑》（清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有篇文章《清风劲节忆墨香——怀念美术老师刘锦帆》，作者刘云青、王皓平。文章开头提到：“刘宗汉（1903年—1970年）字锦帆，光绪二十九年生于清水红堡乡刘家沟一个中等农业家庭。他是光绪乙丑科进士、任过知县、知州的刘杭公的曾孙。”其四，新版《清水县志》中的“补授兴义县知县，屡充贵州乡试同考官”，前半句是表示任命的“补授”，后半句是表示长期职务或事务的“屡充”（多次担任），民国版本的《清水县志》没有句读。这里如果要添加句读，应是句号或分号，表明两个不同的信息。其五，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题名目录，可知刘杭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去世。补授兴义县知县在光绪十年（1884年），署理平远州知州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因此，《清水县志》将来重修时应添加这些重要信息，尤其卒年。其六，我怀疑《清水县志》中的“兴安州知州”有误，因为贵州省没有兴安州。起初推测，或许应该是“正安州”。最后查证，刘杭在贵州的“平远州”任知州。
　　兴安州这个名称，一是陕南的兴安州，在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升为兴安府（辖六县三厅），辖区与今安康地区相近；一是在广西桂林有兴安县。我起初推测，刘杭任职从贵州到桂林，是可能的，但兴安县从未成为兴安州，所以不符合。如果刘杭曾赴陕西的兴安州任知州，信息也不相符，因为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这里都是兴安府，而不是兴安州。
　　当然，最关键的，要找到刘杭在贵州任职期间的史料。刘杭相对固定的任职地点在贵定县、都江厅、平远州、兴义县。贵定县今天属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清朝沿用的是明朝的县名“贵定”（新贵县和定番州的合并），在贵阳府范围内。1949年成立的贵定县人民政府，一度属于贵阳专区，可能查找《贵阳府志》会有点线索。都江厅是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升格的厅级政区，辖区较小，1913年废除厅建制改置都江县（后与三合县合并为三都县）。光绪时期都江厅归属于哪个府或州，缺资料，不知道该查阅哪本地方志。平远州在道光朝始修地方志，光绪朝《平远州志》应该不会中断。兴义县的辖区范围虽有变动，但光绪时期无疑归属兴义府，查阅《兴义府志》即可。
　　确定要查找《贵阳府志》《兴义府志》《平远州志》后，我先委托贵州大学吴倩华老师，让她帮忙。她和我一样研究世界史，并不研究晚清的地方史，便又委托本校研究文献的老师，在贵州大学图书馆查找，也动员了图书馆里的熟人帮忙。可惜，都没查到有价值的资料。首先，《贵阳府志》中关于贵定县知县刘杭的历史记载没查到，也没找到《平远州志》。其次，《兴义县志》中只提到光绪年间任职的“刘沆”，估计是把刘杭的名字弄错了。《兴义市志》是改革开放后新编的（1978年—2006年），未找到清代和民国的《兴义府志》《兴义县志》。有一套“中国地方志集成”（50册），其中两本《咸丰兴义府志》，一本是《光绪兴义府志续编》，但仅有续编而没有《光绪兴义府志》。《光绪兴义府志续编》记录的人物中查不到刘杭的名字。
　　亲自去贵州的机会终于来了。2023年8月中旬，我所在的单位组织教职工赴贵州兴义市考察。出发前我就做了功课，查找了兴义市图书馆的位置，准备抽时间去查阅资料。果然，其中有一天可以自由活动。在兴义市图书馆里，我很快找到了摆放地方志的书架，坐下来查找。可惜地方志都是改革开放后重修的，没有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原版。在新编地方志的历史沿革和人物志篇目，能看到晚清光绪年间的史事。我翻看了《兴义市志》的“人物志”，没有查到直接相关的信息。
　　离开兴义市图书馆之前，忽然看到《蟫香馆使黔日记》，心里一喜。《蟫香馆使黔日记》共九册，正是贵州提督学政严修的日记。图书馆里摆放的是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的版本（“贵州文库”之一）。煌煌九册，没时间细读，我尽快翻看这些日记中的时间。原来，严修在贵州当提督学政是光绪二十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4年—1898年），在贵州前后三年多。严修在贵州主持岁、科两试，岁、科两试后准备乡试，还包括乡试前后的录遗和优拔等。岁试和科试都在各府或直隶州、厅治所举行。刘杭当过知县和知州，尤其“屡充贵州乡试同考官”，岁、科、乡试一定是参加的。但刘杭于1889年去世，所以不可能和严修有交集。此刻，略有点失望，因为我原本打算细读严修日记，查找他们之间往来的信息呢。
　　刘杭无论做县令、知州，还是担任乡试同考官，都要为当地培育人才、树立学风，因为贵州地处偏远省份，文教是清朝历代君主所重视的。清代为贵州培育人才、转移一代学风而为世人称道者，不限于洪亮吉（乾隆时期）、程恩泽（道光时期）和严修（光绪时期）三人。据统计，清代的贵州提督学政约有90人次。我推测，在严修之前的贵州提督学政，一定和刘杭有工作交集的，除了王仁堪在著作中提到刘杭的信息，刘杭任职的史料应该还有更多线索可循。令人感慨的是，刘杭是光绪时期的官员，他父亲刘养锋是嘉庆至道光的官员，史料的留存，晚近的还不如早几十年的。清代进士中清水籍仅有三位，分别是韩遇春（康熙三十九年）、闫朴（同治十年）和刘杭（光绪三年），刘杭的史料相对晚一些，竟然如此难以查找。不过，我倒相信，某个时候还会有刘杭史料的发现，只能等待我退休之后去寻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