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志涛

位于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的北城村墓地，是洪渎原上一处特殊的墓葬群。它的面世，为十六国至隋唐时期的墓葬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也让这段历史时期的许多谜题有了破解的可能。

2020年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北城村地块进行了考古工作。

“勘探结果显示，在一片果树林、杂草地下，有数量较多的墓葬等古代遗迹分布，其中有3排排列比较整齐的墓葬。”12月17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柴怡向记者介绍，“我们通过布方确认了墓葬的地层分布，进一步明确其时代、形状和布局。摸清墓葬的分布规律后，我们再沿着地层线扩大工作范围，一步步寻找边界和建筑等相关遗迹。”

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一条东西长约350米、南北宽约260米的曲尺形围沟出现在人们面前，清晰地勾勒出北城村墓地的边界。围沟东南、北及西侧保存完好。

“我们认为，在十六国时期修建第一批墓葬时还没有围沟。直到北魏至西魏时期，随着墓葬数量增加，古人才开挖围沟，明确墓地范围，把祖先的墓地囊括进去。”柴怡说。

正是在围沟内8万余平方米的空间里，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墓葬285座、遗骨300多具。从十六国早期到唐贞观七年，这些墓葬跨越300多年时空，成排分布、整齐有序，在朝向、间距、深度，以及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等方面都明显相似，反映出该墓地所埋葬的人群应属于同一部族。这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基层组织运行管理模式提供了全新材料。

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还对周边地区进行了调查，确认周围不存在其他与北城村墓地有关联的墓地。

由此，北城村墓地被认定为一处沿用时间长、布局有序、具有完整围沟的大型部族墓地，这在全国已发掘的陵墓中属罕见。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规模最大的独立墓地，在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围绕北城村墓地的发掘、研究，仍有许多谜题。

自参与考古勘探起，有一个问题就始终萦绕在柴怡心头：为何北城村墓地的285座墓葬的朝向均为东向？

根据以往的考古研究，十六国北朝墓葬的朝向并没有形成规律，北周以后南向逐渐成为主流，其他方向少见。

“从现有的研究材料来看，这一问题暂时难以得到解答。”柴怡说，不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北城村墓地能在300多年中始终保持同一个朝向，说明其背后的部族有稳定的习俗传承，且不太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

与之相反，北城村墓地的墓葬形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十六国时期典型的中型墓，到北魏时期的加长墓道、砖室洞室墓，再到北周和隋唐完全平民化的形制，北城村墓地展现出该部族兴衰荣辱的变迁轨迹。

柴怡和团队成员还注意到，尽管随葬品出土较少，且以陶人物俑、骑马俑、牛车等器物为主，但也能从侧面印证当时的时代潮流。“这反映出该墓地所葬人群并非一味固守传统，也有积极求变的一面。他们在丧葬习俗上既保持了本民族的传统，又不断学习吸收汉文化，体现了十六国至隋唐时期迁徙到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接纳、吸收汉文化的历史进程。”柴怡说。

“北城村墓地的发掘，不仅对探索十六国至隋唐时期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相关祭祀制度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对长达300年时间里长安地区的人群构成、文化融合过程等方面的研究有重要启示，为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提供了实证。”柴怡说。

随着研究的深入，北城村墓地的重要价值逐步得到阐释。北城村墓地先后入选2023年陕西考古六大新发现、2023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如今，在测年技术、同位素分析、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古DNA学等学科和科技手段的辅助下，墓葬出土的300多具遗骨成为研究的突破口。相关数据的采集、比对等工作正在进行。”柴怡说，“我们期待，科技分析数据能为进一步判断墓地所葬人群的人种、年龄、亲族关系、生活环境及墓地的性质等关键信息提供更多的参考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