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巍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900多年前，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范仲淹任延州知州时，在嘉岭山下写下这首悲壮豪迈的《渔家傲·秋思》。

延州就是现在的延安。嘉岭山就是现在的宝塔山，唐时称为丰林山，宋时改名为嘉岭山。今天可以看到，宝塔山西麓有一片高六七米、长260多米的摩崖石刻，上面有宋代至民国年间文人墨客的手迹。其中，特别醒目的就是范仲淹题写的“嘉岭山”3个字，古朴厚重，刚劲有力。

延安自古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聚居融合的地方，是关中和西北地区的防御要塞。据史料记载，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大败宋军。1040年，李元昊率兵攻打延州，围困延州长达1月之久。

为解除边患，宋仁宗紧急将贬官范仲淹召回京师，将他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随后，范仲淹主动向朝廷请缨去管理延州。

到任延州后，范仲淹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采取抚恤伤病、严明赏罚、推行屯田等多项措施，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延州军事得以巩固，西夏军不敢轻易来犯，延州百姓得享安宁。

范仲淹在此镇守时，为嘉岭山守军供水而修凿的水井，后人将其称为范公井。他还为当地办学兴教。据《延安府志》记载，他曾修建嘉岭书院。现在清凉山上的范公祠，就是为铭记这位英雄而建。

范仲淹祖籍陕西邠州（今陕西彬州），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范仲淹在上任延州之前，就已经三遭贬黜，同僚批评他过于轻率，范仲淹坚持自己的立场，称“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

1043年，边事有所缓解，范仲淹又被宋仁宗召回京，后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范仲淹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10件事。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庆历新政”开始实施。

改革必然触及利益，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有人毁谤新政。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在范仲淹请求下，仁宗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11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出知邓州，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逐渐被废止。

“救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是范仲淹在邓州为官施政的初衷。他看到了贫苦百姓的生活状况，千方百计为百姓办实事，还积极推动当地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他捐宅建校，创办?花洲书院，并在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1048年，宋仁宗下诏调范仲淹到荆南府，邓州民众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便奏请朝廷得以留任一年。邓州3年，百姓安居乐业，范仲淹本人也达到了人生的新高峰，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就写于此地。

《?岳阳楼记》写的是今天湖南岳阳的岳阳楼，是范仲淹应同僚滕子京之邀而作。

范仲淹与滕子京是同年进士、同朝为官，同任边帅抵御西夏入侵，又同时被贬。滕子京被贬，知巴陵郡（今天的岳阳），到任后励精图治。一年后，巴陵郡就实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岳阳楼重修。于是，滕子京写信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

范仲淹其实并未去过岳阳，但年少时曾在洞庭湖边的安乡县生活过。手握书信，范仲淹浮想联翩，却未急于动笔。积淀很久之后的一个秋日，干旱少雨的邓州喜得雨水，范仲淹随感而发，一篇文辞华美、气韵生动的不朽之作就此而成，在历史上留下了绚丽而深刻的一笔。

多年前，我曾专程探访岳阳楼。岳阳楼并非想象中那般雄伟高大，只有3层楼高，却承载着中华民族文人士子厚重的家国情怀。

登上岳阳楼，远眺烟波浩渺、云蒸霞蔚的八百里洞庭，正如范仲淹的诗中所描绘：“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范仲淹问自己也问天下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回答成为千古绝唱，成为历代文人士子安身立命的精神动力。

1052年，范仲淹在徐州病逝。范仲淹的一生，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心系百姓、造福一方，屡遭坎坷、百折不挠，正是这种“先忧后乐”的忧国忧民情怀的真实写照。虽宦海沉浮，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始终没有改变。

后人对范仲淹的评价称颂很多，其中不乏大家名士。“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出则泽被生民，入则风生台阁……千百世之下，闻公之风，诚足以廉顽而敦薄。”这是明代并不出名的政治人物毕瑜的感言，窃以为更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