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巍

从张载的“六有”“十戒”，到吕大钧的《吕氏乡约》，彰显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一脉相承。

张载是北宋理学创立者之一，也是关学宗师。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张载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称其“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四为”“六有”“十戒”以及《东铭》《西铭》是张载为后世留下的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

张载15岁时护送父亲灵柩回籍途中，在汉中勉县拜谒武侯祠，从武侯遗风中感悟修身之道，写下了著名的“六有”，即“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意思是说话应有教养，行动应有规矩，白天要有所作为，晚上应静思心得，休息时必须保养身体与气质，在瞬息之间也要有收获存养。

张载后来在眉县横渠安家。作为关学的创始人，张载一生的大部分精力用于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他极其重视对家族子弟及学生的道德礼仪教育。对家族人员，张载制定了家规家训，规范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六有”，张载还提出“十戒”：戒逐淫朋队伍，戒好鲜衣美食，戒驰马试剑斗鸡走狗，戒滥饮狂歌，戒早眠晏起，戒倚父兄势轻动打骂，戒喜行尖戳事，戒近暱婢子，戒气质高傲不循足让，戒多谗言习市语。这些戒条，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张载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关中兴教，以德育人。在“六有”“十戒”的基础上，张载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规范要求，特别是《东铭》《西铭》。“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这为后世子孙确立了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

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吕大钧和张载为同科进士。吕大钧得知张载学识渊博，便拜张载为师。他将张载所传授的理念融会贯通，躬行儒家“仁爱”，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并将所学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制定了《吕氏乡约》，推行礼仪，改变了以往“礼不下庶人”的传统。

《吕氏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纲要，并通过相关细目加以具体化。在“德业相劝”中，明确了“德”的内涵，“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也明确了“业”的范围，“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在外则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并提出“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勉”。所以称“德业相劝”。

在“过失相规”中明确“谓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犯义之过”包括酗博斗讼、行止逾违、行不恭逊、言不忠信、造言诬毁、营私太甚。“犯约之过”包括德业不相劝、过失不相规、礼俗不相成、患难不相恤。“不修之过”包括交非其人、游戏怠惰、动作无仪、临事不恪、用度不节。同时提出“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其争辩不服与终不能改者，皆听其出约”。就是说，小的过失单独劝诫一下，大的过失要正式通告，要公开认错，若始终不改，则自行退约。

“礼俗相交”把传统礼仪与乡邻日常生活相结合，对乡间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等日常生活礼仪加以规范。“患难相恤”是强调在遇到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时，邻里之间要尽其所能相互帮助。“礼俗相交”明确“长于己二十岁以上，在父行者”为尊者，“长于己十岁以上，在兄行者”为长者，并约定“凡少者幼者于尊者长者，岁首、冬至、四孟月朔辞见贺谢，皆为礼见”“凡见尊者长者，门外下马，俟于外次，乃通名”。

“患难相恤”部分有言，如遇水火灾害，“小则遣人救之，甚则亲往，多率人救，且吊之”。遇乡人有疾病，“小则遣人问之，甚则为访医药，贫则助其养疾之资”。扬善抑恶、扶正祛邪、和谐邻里、淳化风俗是《吕氏乡约》的核心要义。

《吕氏乡约》是实践关学“身体力行”良好作风的一个典范之作。只是《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没有多久，北宋就被金人所灭，《吕氏乡约》没有再延续下去。南宋时，理学家朱熹发现《吕氏乡约》并考证出作者是吕大钧，据此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使《吕氏乡约》重又闻名于世。明代，乡约被大力提倡和推广，杰出思想家王阳明“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制定了《南赣乡约》，在南安、赣州一带推行。

时移境迁，为建设美好家园，蓝田县继承《吕氏乡约》的优良传统，订立《蓝田新乡约》，并在全县广泛开展“立乡约塑民风”活动，着力把乡规民约融入乡村治理。从张载的“六有”“十戒”，到吕大钧的《吕氏乡约》，再到今天的《蓝田新乡约》，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一直在赓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