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

多年以来，鲁迅以犀利的笔锋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在《新青年》喧嚣的话语场中的出场、创作实践、文化活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话语事件”。鲁迅话语系统的生成必然与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自身的生命体验相关。

鲁迅的话语体系研究已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选题。张春燕女士的《鲁迅话语系统研究》一书对鲁迅话语的发生、实践以及话语系统的原点、话语模式和生存模式的同构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有创见的莫过于以“双漩涡”图式对鲁迅话语中的“两个中心”进行了重新阐释，发现了鲁迅话语的关系系统性和动态衍生性，也由此重新绘制出鲁迅以自反为中枢、悖论而平衡的精神图像。

鲁迅的精神世界充满矛盾，几乎每一部小说都能挖掘出表面与隐含的双重内涵。同时，鲁迅话语的辩论性还存在于创作整体中，同一命题常常从多重视角进行言说，作品之间的互证、互补，是对同一个事件的多面呈现，也是一个主题的多重言说，这就使他的创作整体存在着题旨的双重性。不少学者都发现了鲁迅作品中文本内部两种不同的言说力量。张春燕更是大胆提出：鲁迅作品的文意转合有着相对稳定的关系和频率，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的结构组合，而是亦此亦彼、由此及彼又由彼及此，是一个牵连、震荡、折射的动态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中，运笔的走向、态势恰恰体现着鲁迅的体验、思想、精神的复杂性。

鲁迅小说中存在着多重言说指向，在文本内部的激烈辩论中，既有生命体验的本能言说（对人性的绝望），也有某种话语的主观预设（对未来的希望），同时包含着他对于自身经验认知和预设言说倾向的双重反抗。这样的话语内质决定了鲁迅小说话语辩论性的两个重要维度。一个维度是“人吃人”的话语背景，即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和敌视。另一个维度体现在自我对抗的话语形式上，以此完成的话语世界构成了与自身体验世界的对抗。这两个维度共同组成了鲁迅话语的完整基点，不断进行话语的衍生，犹如漩涡的中心不断激荡，呈现出“双漩涡”式的思维图式。

在小说中，鲁迅以独特的方式来建构话语系统，由此营造一个存在于话语中的“境”，书中将此提炼为“造境”。与之相对应的是“反境”，即打破和质疑所造之境的封闭性，以及人从境中的挣脱。鲁迅的强悍不仅在于这种断裂与挣脱的反境，他在自反的同时，对行动本身再次反抗，于是出现了“反境”基础上的再次自反。语意的重重矛盾和话语意志的不断扭转，造成了话语体系内部的纠结盘绕。两个漩涡之间相互激荡的关系也正是在这样的言说内部产生了意义。

鲁迅的精神价值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他在《野草》里埋下了预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所有以鲁迅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在言说的尽头，都会看见鲁迅站在彼处，神秘而得意地示之以此预言和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