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宇
午饭后，和同事散步，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进入深秋，风里有了凉意。走一走，仿佛能把积在身体里的燥热都散出去。一个同事忽然停下，抬手一指：“这是什么树？”
顺着手指看过去，那树撑着一蓬巨大的树冠，枝叶间挂着些细碎的黄，风一过，便簌簌地往下落，像一场极小的、极安静的雨。我说：“栾树？”话一出口，自己也觉得迟疑。那个“栾”字从嘴里出来，带着一股子陕北高原的土腥气，声母咬得重，韵母收得急，像是把“乱”字截去了半边，又像是把“兰”字压扁了、搓圆了，硬邦邦地扔出去，落在水泥地上，弹了两弹，滚进路边的排水沟里。
“你说普通话。”他说。我笑了，陕北人学说普通话，就像让一棵枣树学着开玉兰，怎么使劲，枝干里都带着一股倔劲儿。我的“栾”，在人家听来，大约跟“卵”差不多。可这树呢，它不管这些。它只管站着，听南腔北调的人从它脚下走过，把它的名字念成千百种狼狈的样子。念的人自己不觉得，树也不计较。风来了，花照落，果照挂，秋天照来。其实，“栾”这个字，本就不太像一棵树的名字。它太轻，太薄，像秋天的一声叹息。可我这张陕北嘴，偏要把这声叹息说成一声咳嗽。
继续走。公司的外围是一圈墙栏，栏内的栾树种得整齐，像列队的兵。可花开得却一点也不齐整。有的树已经落尽了花，挂上了三棱形的果，粉扑扑的，鼓囊囊的，像一盏盏小灯笼；有的树还正盛，满冠的金黄，风一过，便哗啦啦地往下撒；还有的树，一边落花，一边挂果，一边还抽着新叶。一个同事忽然说：“这树真忙。”我笑了笑，说：“是着急。急着把这一季的颜色都用尽，急着把这一地的秋铺得更厚些，好让明年回来的人，还记得路。”
说这话时，我想起陕北的秋天。陕北的秋天来得猛，来得脆，像一把镰刀，咔嚓一声，就把夏天割了。不像这里的秋，慢慢悠悠的，从一朵花开始落，落到满地金黄，落成一场没有尽头的雪。陕北也有树，枣树、槐树、柳树，都长得硬邦邦的，枝干虬曲，皮裂如甲，风一吹，叶子哗啦啦掉，掉得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哪像这栾树，落个花也落得这样缠绵、犹豫，这样——陕北话里竟找不出一个对应的词。枣花落的时候不缠绵，柳絮飞的时候也不缠绵，它们都是利索的、干脆的，像陕北人说话，一句是一句，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走着，同事又停下了。他指着日光下的一棵栾树说：“你看，这树上还挂着灯笼呢。”果然，那些三棱形的果，在日光里泛着淡淡的粉，有些已经干透，风一过，便摇出细细的响声，像是藏着秋天细碎的私语。我说：“这叫蒴果。”他摇摇头，说：“不，是灯笼。”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说得对。什么蒴果不蒴果的，太正经了，像教科书里的词。而灯笼呢，灯笼是给人看的，给人想的，给人提着的。这满树的灯笼，提在秋天的手里，照亮的，大约就是我们这些散步的人脚下的路吧。
栾花还在落，落在我们的脚步声里，落在我们身后。低头看时，地上已经铺了薄薄的一层，日光斜斜地切过来，那些细碎的花瓣便亮了一瞬，随即又暗下去，像一条正在退潮的河。踩着走，脚下有极细的声响，脆的，碎的，像是秋天在低声说些什么；又像是什么都不说，只安心地躺在我们走过的路上。偶尔有花落在肩头，也不去拂，走几步，便自己掉了。我忽然觉得，秋天其实是从地上开始的。是从一朵花，轻轻地，落在地上开始的。而栾树，不过是先听见了秋天的脚步，先替我们，落了一地的秋。
绕完一圈，回到办公室。我站在窗前，看外面那排栾树。有的还满树金黄，有的已经只剩三棱形的果，在日头底下像一盏盏亮着的灯笼。这一路走下来，一个名字念不对，一个词找不着，一个学名又不肯用。可栾花还是落在了我头上，陕北的黄土还是压在我心底，秋天还是从我的脚下一步一步地伸了过来。名字是别人的，念法也是别人的，只有落下来的花是我的。
至于这树叫什么名字，是“栾”还是“乱”，是普通话还是陕北话，又有什么要紧呢？要紧的是，落下来的东西，比名字重。落在头上的，都是同一场秋；压在心底的，都是同一份惦念。
窗外的栾树还在落花。我站在窗前，看那一地的金黄，静静地落着，落了，就落了。而明天、明年，又有新的花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