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乾
列车驶出西安站不久，驶进一条漫长的隧道。
出了隧道，满目的苍翠，便劈头盖脸地涌来；不是零星的绿，而是铺天盖地的青——整座的山体，被浓密的树林裹得严严实实，莽莽苍苍，葳蕤繁茂。
山腰处，薄雾缭绕，一片接着一片，像谁遗落的轻纱，在山风里缓缓飘移。更奇的是，山腰与山顶竟有人家，白墙灰瓦隐在绿丛深处，炊烟袅袅升起，让人觉得，那里面住的不是凡俗人家，而是逍遥自在的神仙。
忽然飘起了小雨。雨丝细密轻柔，落在车窗上，汇成弯弯曲曲的水痕。窗外，汉江越发显得清澈翠绿，整条江笼罩在一层迷蒙的水汽里，使人分不清此季是春是夏，抑或是秋。难怪陕南的朋友总打趣说：“你们关中来的，住在黄土高原呢。”细细一想，确实如此。关中的河，哪一条不是拖泥带水？黄河自不必说，就连渭河、洛河，永远都是黄沙翻涌，混沌粗粝。而陕南的水，流淌间皆是婀娜与柔情，连水波都显得格外温存。
我们乘坐的绿皮火车，终于喘着粗气停在了安康站。走出车厢，湿漉漉的空气，仿佛刚从山泉里捞出来，沁人心脾。出站口，朋友远远地就张开双臂，拥抱、握手；那股热乎劲儿，一下子就把旅途的疲惫冲散了。
走进安康老城，竟感受不到多少预想中的厚重，却领略到一种别样的烟火气息。我常年居于关中腹地，八百里秦川一马平川。来之前，安康这座城市，在我心里贴着“贫困”的标签。可当我穿梭在窄而整齐的街巷里时，竟恍若走进了一座古老的江南小镇。街边，热气腾腾的包子刚出笼，金黄的油条在锅里翻滚。细雨中，打伞排队的食客不慌不忙，整座城市的节奏就这样慢了下来，温和而从容。
朋友说：“去吃蒸面吧。”我一愣：“大清早的，吃蒸面？不油腻吗？”朋友笑着摇头——安康的蒸面，跟关中的蒸面根本是两回事。端上来一看，原来是现做的热面皮，雪白软糯，在红亮的油泼辣子里一裹，香辣筋道，两三口下去，额头上便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却越吃越停不下筷子。
安康的方言颇为有趣，听来听去，竟辨不出它到底归哪一派。说它像关中话吧，又时不时蹦出几个完全陌生的音节；说它不像吧，他们又努力地用不太标准的关中方言跟你交谈。你以为他们是在刻意迎合，其实不然——他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就是这么说话的，混合了楚语、川腔和关中调，自成一格，别有一种天然的亲切。
直到去了瀛湖，我才真正领略到安康的绝美，才算真正读懂了秦巴山水的毓秀灵动。车窗外，汉江静静流淌，江面波光粼粼，两岸青山相对而出，潮湿的风裹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那一刻，才真正懂了什么叫“江山如画”。崎岖的山路两侧，野枇杷树随处可见。天一直阴沉着，有山雨欲来之势，可落下来的，始终是那种蒙蒙的细雨。秦巴山与汉江在雨雾里渐渐模糊了界限，不分你我，一同沉入一片水墨般的迷蒙之中。
车到瀛湖，雨竟知趣地停了。江面上，有船只悠然漂流，周围泊着大大小小的游船。对于一个关中人来说，船总是带着新奇感的，仿佛只要上了船，日子就能漂向另一种模样。
老罗是个四十多岁的陕南汉子，家就安在公路旁，依山临水，推开后门便是枇杷园。从头到尾，他脸上都挂着腼腆而满足的笑。他的妻子端来满满一篮个头极大的枇杷，一个劲儿地往我们手里塞，不吃都不行。老罗指着山坡上成片的枇杷树说，那些都是他家的；又指指脚下临江的园子，说那也是他种的，语气平淡，却掩不住眉宇间的骄傲与喜悦。
枇杷在瀛湖扎根大约二十年，却真真切切地让老罗和周围的乡亲过上了好日子。大个的枇杷，每斤收购价二十五元，最小的也卖到十五元。冬月里枇杷花一开，老罗就觉得日子有了盼头，心里踏实了许多。枇杷，给当地百姓每年带来十几万的收入，放在十多年前，他们想都不敢想。太阳此时却露头了，枇杷园里闷热无比，一丝风都没有。老罗和妻子戴着手套，悉心教我们怎样采摘枇杷。我们已是满身汗水，裸露的胳膊上，被乱飞的蚊虫叮咬得红斑点点，真有些受不了。但老罗和妻子，却习惯了这一切，像个没事人一样，依然认认真真采摘着枇杷。汗水顺着他们的脸颊一颗一颗滚落下来，衣服也湿透了。老罗打趣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嘛！这点苦不算啥。”
临江而坐，栏外是青山绿水，栏内是满桌农家菜。米饭的清香与腊肉的熏香扑鼻而来，又夹裹着江面淡淡的腥气，竟格外撩人食欲。我突然就来了喝酒的兴致，谁也劝不住。农人自酿的米酒有些烈，几杯下肚，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略感晕乎。抬眼再看，山郁郁葱葱，水清清澈澈，云缥缥缈缈，雾迷迷蒙蒙，天地仿佛都在微微摇晃。那一刻，我真的有些醉了。醉在酒里，也醉在满目的青山绿水里。
来了一趟安康，才知道山与山、水与水竟是如此不同。更意外的是，在不少陕南人眼里，关中和陕北的乡亲至今还住在窑洞里，日日吹着黄沙，吼着信天游。这念头让我哑然失笑——原来偏见从来都是双向的。就像我，没踏上这片土地前，也想当然地以为秦巴的山岭和家乡周遭的山别无二致：灰扑扑的，寡淡而荒凉。
只有来过安康，才知道秦巴的山水竟是这般勾人魂魄。来一次，便舍不得走；走远了，心却还留在那片青翠与澄澈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