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忍
古陈仓出土的十面石鼓，以大篆记录了先秦贵族渔猎、治道营邑之事，系国宝级珍贵文物。其中的“乍原鼓”，曾历经风雨沧桑，失而复得。
新编秦腔历史剧《石鼓铭》，以“乍原鼓”为题材，讲述宋仁宗年间，金石学家向传师受其岳父司马池亲情胁迫，造假石鼓，继而反悔，千辛万苦寻回真鼓，将其进献朝廷的故事。作品借助于这个以假乱真的生活事件，让石鼓成为一块试金石，对所有涉事者进行一次又一次心灵拷问，其反映生活的广度、焕发出来的巨大精神张力，富于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剧中的金石学家向传师，就是这样一个有错即改的人物。岳父司马池恳求他造一面假鼓，他碍于亲情，一时精神迷失，顺从了岳父。但当他看到文友梅尧臣带来的乍原真鼓拓片之后，一颗倾情于国宝的事业心便被唤醒，随即幡然悔悟。令人深受感动的是，悔过之心一经唤醒，他就以一种对文物的高度责任感，追寻乍原石鼓，在“知行合一”的生活实践中不断深化自我有错必纠的形象。为了追寻乍原石鼓，他牺牲了家庭的幸福；为了追寻乍原石鼓，对整个家族危如累卵的生存处境忍痛不顾；为了追寻乍原石鼓，他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遍尝苦辛，表现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和崇高精神境界。
知府司马池向宋仁宗进献石鼓，无疑是一片真心；然而受人捉弄，得到的却是赝品。他并没有像女婿向传师那样知错即改，而是将错就错，恳求向传师以其高超的专业技艺再制作一面假鼓，掩人耳目，蒙混过关。他之所以会这样做，说到底是对封建皇权的畏惧。皇权使他的人格变得低矮，人品变得虚假。他与封建皇权之间的关系，如果超越事件本身，把它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来看，就很耐人寻味。一事当前，是看上峰脸色机械行事，还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无论古今，这对任何一个人都是严峻的考验。是持守做人的底线，还是曲意逢迎，做机会主义者，司马池这个人物堪称反面教材。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对剧中张道川丑恶嘴脸的形象写照。张道川进献假鼓，滥竽充数，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获取名利。为了名利，其手段之毒辣，竟至杀人越货，令人发指。他原本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是因进献假鼓才由穷酸野夫骤然发达起来的。其人生轨迹，会引发对人性的诸多思考。据我所知，这个人物在剧本的多次修改过程中，本来一直被处理在幕后，后来把他人性中极其丑恶的一面放大描写，且拉到前台，作为向传师形象的陪衬，对于凸显作品的主题思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该剧对向传师妻子司马兰着墨不多，其个人命运使人心生慨叹。她是在真假石鼓事件的风雨人生中，因忧郁而致病，且久病不愈，最终命丧黄泉。面对石鼓造假事件，她是多么希望父亲司马池不要向朝廷进献那面假鼓，又是多么希望司马家族能够顺利度过那场危机；她是多么希望丈夫向传师能够找到那面真鼓，然而她又是多么害怕真把那面真鼓找到。她置身于真假石鼓扯不断理还乱的情感折磨之中，生活在丈夫向传师和父亲司马池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之中，处在真诚做人与亲情胁迫这两者无情对立的夹缝之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从而酿成人生悲剧。在精神的层面上，人们不仅会问，她为什么就不能向较高的思想境界攀升一步，和丈夫向传师达成一致呢？为什么就不能心胸再开阔一点，实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崇高追求呢？她香消玉殒，令人心生怜惜，其精神缺失恐怕正在这里。
该剧风格典雅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乍原石鼓那种遥远厚重的幽情逸韵，令人生发不尽追思。身为金石学家，主人公向传师的“忠信”风骨，使人敬佩有加。传统秦腔音乐经由创新改造，淡化铜器而注重弦索的悠扬旋律，给人以清新之感。演员化用程式的表演，一反话剧加唱模式，使得秦腔文化流光溢彩，满台生辉。一幅幅大写意般的舞美构图，营造出诗情画意般的艺术氛围，令人目不暇接。作品讲述的是真假石鼓的故事，其实所表现的是如何做人的话题。真假石鼓就像一个寓言，揭示出不同人的人生命运、人性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