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绪林
办公室新来了两个年轻人，小方和小袁。
这两人都是研究生毕业，年龄相同，个头相同，胖瘦一般，且模样相似，竟如同孪生兄弟。眼拙一点的人，分不出谁是谁来。但只要开口，界限就分明了。小方嗓门粗，直来直去，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办公室里但凡有个争论，他准是第一个跳出来，观点对了，能跟人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观点不对，唾沫星子能溅到对方脸上，尖刻的话像刀子，能把天聊死。小袁则不同，嗓门细，还总带着笑。小方跟人争得面红耳赤时，他就坐在旁边，手里捏着一支笔，嘴角弯着，像个安静的看客，只带耳朵不带嘴。
“两个年轻人都不错。”这是办公室主任最初对他们的评价。主任忙，每天踩着上班的尾巴进门，中途还常被电话叫走，却总能在下班前赶回来，安排好第二天的活儿。工作上，两人都挑不出错：小方是个急性子，每天提前十分钟到办公室，拎着水桶给热水器换水，拖把蘸了水，在水泥地上“哗啦哗啦”拖过去，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可一到下班铃响，他的椅子就像安了弹簧，“噌”地一下弹起来，拎起包就走，一秒都不耽搁。小袁恰恰相反，踩着点打卡上班，不差分毫。下班铃响过，同事们都走光了，他还在座位上把散乱的文件码齐，把垃圾桶里的废纸倒掉，再拿抹布把办公桌擦一遍，直到办公室窗明几净，才锁上门离开，永远是最后一个。
年轻人都要求上进，小方和小袁都递了入党申请书。那天，主任先找了小袁谈话，办公室里的百叶窗拉着，漏进几缕阳光，落在两人的脚边。谈话快结束时，主任忽然问了一句：“小方每天急急忙忙下班去干啥？”小袁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声音温和：“他去艺术馆学拉琴，有时候也去跳跳舞。”主任“哦”了一声，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再后来，主任找小方谈话，末了也问了句题外话：“小袁都有哪些业余爱好？”小方“扑哧”一声笑了：“他哪有什么爱好？除了上班，我瞅着他就没干过别的。”主任又“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不久，小袁成了预备党员，小方依旧是超龄团员。为此，小方很是闷闷不乐。明察秋毫的主任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及时找小方谈话。“小方，不要背思想包袱。你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还是不错的；不过，与小袁相比较，你还有点那个啥。”到底有点“哪个啥”，主任没有说明，让小方自己去找差距。小方就真的找了，他掰着手指头数，工作上，他不比小袁差；考勤上，他还比小袁早到十分钟。论起业务能力，他能把报表做得清清楚楚。总之，小袁能做到的，他都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快更好。可差距到底在哪？他找了好几天，脑袋都疼了，还是一头雾水。最后，他索性不找了，依旧每天早来早走，下班铃一响，拎着包就往艺术馆跑，琴弦一拨，激昂的调子能把心里的闷气都吹散。
日子像办公室里的日历，一页页撕过去。一年后，小袁被任命为区团委副书记，要离开办公室了。那天，同事们都围着小袁道贺。小方站在人群外，看着被簇拥着的小袁，心里更闷了。他想起自己每天提前上班，打扫办公室，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股委屈劲儿涌上来，眼眶都有点红。
主任又找他谈话了。“小方呀，最近情绪怎么不高呀，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小方不吭声，看来是有想法。“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别窝在心里。”小方口张了一下，却又把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他虽然爱跟人争辩，可面对主任的问话他不知该怎么开口，他很困惑。主任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说道：“你是不是对小袁的升职有看法？上次我就提醒过你，让你找找和小袁之间的差距，不知你找到了没有？”小方下意识地摇摇头，脑袋耷拉着，像霜打的茄子。
“你这是当局者迷啊！”主任的声音低沉，带着点语重心长，“处世为人要谦和些、踏实些；要有涵养，别太浮躁，别太情绪化，别好高骛远，更别不务正业。小袁就是你的榜样，你得多学学他……有时候还需要削足适履……”主任的话像春雨似的，淅淅沥沥说了一个多小时。小方坐在椅子上听着，心里却像翻江倒海。谦和？踏实？浮躁？情绪化？好高骛远？不务正业？他想起自己跟人争辩时的样子，想起自己下班时的匆匆忙忙，想起小袁永远温和的笑脸和永远整洁的办公室。可他也想起自己在艺术馆里手指划过琴弦时的畅快，想起跳舞时脚步轻快的愉悦，那些是他藏在心里的光啊！
那天晚上，小方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想：如果学成小袁那样，自己还是自己吗？他又想起主任说的“削足适履”，为了挤进那双看似光鲜的鞋，把脚削得鲜血淋漓，就算穿上了，还能走稳路吗？可他又忍不住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太笨了？笨得看不懂人心，笨得摸不透规矩，笨得连个差距都找不出来。
窗外的天，慢慢亮了。小方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通红的眼睛，摸着放在床边的小提琴，忽然笑了。他想：为什么要学他人？我就是我，嗓门粗，爱争辩，喜欢拉琴、跳舞。至于那些所谓的“差距”，就让它留在那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