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华
前几天，我和老周、老杨一道去了北湾。
记忆里这块地方是荒着的，杂草丛生，乱糟糟的，像城市边缘一处被人遗忘的角落。那天，眼前的景象全变了。一块块示范田整整齐齐地铺排开去，田垄笔直，土畦被拾掇得利利索索，只是看得出是沙土，有些干硬。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姐正蹲在地边，用一把小铲给西红柿苗培土。专注的神情，不像是在种菜，倒像在完成什么神圣的东西。旁边地里，有个老汉正提着水壶浇水。有些田里的嫩苗已经探出头来，绿茸茸的，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有的西红柿秧子开出小小的黄花，悄悄地结了青涩的果。
我们沿着田埂走。老周突然蹲下来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攥了攥，干涩的土硬巴巴地从他指缝里簌簌漏下去。“沙土，”他说，“有点硬，得下力气深挖，还得捡石子、上底肥。这地原先怕是河滩地。”老杨也捏了一撮，在指尖捻了捻，点点头。我学他俩的样子也抓了一把，确实不松软，颗粒粗，攥在手里扎扎的。心里便明白，这地不是现成的温柔乡，得下功夫出一身汗、沾两手泥才能伺候出来。
不远处飘来一缕炊烟，帐篷下几家人正围坐野炊，饭菜的香混在青草和沙土的气息里，孩子们正在田边追逐，嬉戏。老周看得眼里放光，忽然扭头对我们说：“咱们也认领一块吧。”老杨连连点头。我心里那点念头，像火星子落进了干柴。
“倒不全是为了吃菜。”老周说，“是想感觉一下自己动手的快乐——急啥嘛，慢慢种，慢慢收。”他说话时习惯性地搓了搓手，那双手干干净净的，可这会儿像已经准备好要沾泥了。老杨点点头说：“顺便让孩子看看，菜不是超市自己变出来的。我家那个，上回还问我，‘爸，菜到底是超市买的还是土里长的？’——你说，他当然知道答案，可就是没见过，不知道那中间要浇水、要施肥、要锄草、要等多少日子。”
我们在田埂上站了很久，越说越兴奋。只是天色渐晚，便约定周五下班就来。往回走时，老周背着手，忽然说：“你发现没？这地和五里桥那食堂一个理。”我愣了一下。他说：“那食堂原先是个弃用的锅炉房，几个退休老街坊凑钱收拾出来的，七十岁以上吃饭只收三块。这荒滩也一样——公家的地，可垄沟是一锄头一锄头开的，没人派任务，就是觉得该做，就做起来了。”老杨安静了一会儿，接话：“丰东新区那个培训班，教下岗的人学电工、学面点，也是没人逼。卜吉河社区的护学队，家长们风里雨里站了三年。”他顿了顿：“你瞧，都是把日子从将就过成了讲究。现在城里的年轻人，有几个还知道土是啥味道？”
老周背着手，凑到人家田地的告示牌前研究了好一阵：“你看，‘番茄——主人：某某某’，咱也得写一个。”老杨接话说：“写啥？‘拾穗娘’‘扶犁郎’？那咱仨怎么分？”大家都笑了。走过一块豆角地，篱笆歪歪扭扭地插着，老周忽然停住脚：“叫‘篱笆’咋样？咱得扎结实点，土硬，根就得扎深。”老杨撇撇嘴：“就你那一把豆子，不够鸟啄的，还扎篱笆。”我想了想，说：“那叫‘东篱’吧，种豆南山，草盛豆苗稀——咱这沙土，草肯定盛。”老周笑了：“文绉绉的，不过行，扎得深点，更牢靠。”我说：“再加个‘拾穗’，‘拾穗东篱’——咱不是图收成，是图个拾掇、图个惦记。”老周搓搓手：“好，就这么定了。”
上了车，窗外的田野缓缓退去。我的脑子里还转着那片田，转着那扎扎的沙土，转着炊烟和孩子们的笑声，转着老周那句“急啥嘛”。是啊，急啥呢。先把地认了，把牌子插上，名字在路上商量好了——叫“拾穗东篱”。我仿佛已经看见那块木牌斜斜地插在田埂边，“拾穗东篱”四个字被太阳晒得褪了色，又被雨水洇得发了毛，可还硬邦邦地立着，像那块地一样，不松软，却实在。
车过北湾路口，我回头望了一眼。夕阳正落在那片田上，把田垄照得发亮——木牌还没有立起来，可我已经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