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汉
记忆中，我爸是个白头翁；不仅如此，他全身上下都是白的。
现在想想，挺心疼，那是职业环境造成的。上世纪80年代，为了生计，我爸在村子旁边开了个面粉加工作坊，就是“套磨子”。整天都待在作坊里，面粉的粉尘落得全身都是，像个“雪人”。每天回到家，我妈或我姐就用小扫帚，扫他全身上下的“雪”。那时候，他也就30多岁，一笑露出一排大黄牙，眼眸明亮，奕奕有光。
那个年代，我爸“套磨子”需求大、生意好，一直都很忙碌。四面八方的乡里人，想把小麦磨成面粉、玉米磨成玉米糁子的，都来我爸这；原因很简单，便宜。乡亲来我爸这“套磨子”，按斤收费，大多只需要几毛钱、几块钱。比如该收一块二，我爸总说：“算了，给一块！”该收一块七，“算了，给一块五！”自己家族的人“套磨子”，则分文不取。所以，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看起来很红火，可我妈后来总结说“把苦下了，没挣啥钱”。
我爸把“套磨子”这个职业干了多少年？记不太清楚。但细细想来，有几件事难以忘怀。
第一件是脱发的烦恼。在“套磨子”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爸一撮一撮地脱发，跟他长时期在粉尘环境工作、不注重自我保护、不戴口罩息息相关。当时他也很揪心，还专门去县城给自己抓药。但我爸也确实任性，抓回来好多药，只吃了几天，因为太苦，就再也不吃了。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家里的抽屉里，总塞着好多好多棕色的小药丸，直到后来被扔掉。自然，脱发的问题没有解决，但“聪明”的我爸，自此，头顶多了一个既能遮丑又可以防护粉尘的尖尖窄窄的帽子。这也算他年轻爱美的倔强了。再后来，不干“套磨子”的职业后，脱发的烦恼也就没有了。
第二件事是吃“燃面”。陕西人钟爱“燃面”，尤其对于像我爸这样重体力劳动者来说，咥一碗面，不仅仅是味蕾和饱腹的满足，更是卸下疲劳、日子越过越有的小确幸。只是，那时候他“套磨子”忙，中午吃饭都是抽空吃，吃的还是我姐放学后下的“挂面”。我爸曾多次对我妈抱怨过：“那泡脓的挂面，再也不想吃了！”
那时候，为了多挣些钱，我妈一直在距家50到60里路的县城电缆厂当临时工，骑着自行车早上去、晚上归，很不容易。但是，为了满足我爸的胃口、为了这个家，她下班后，就去厨房给全家做碗热气腾腾、肉臊子多的“燃面”，这是平淡日子中一家人最高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我总是晚上去村里的小商店打醋，老板娘也总笑着说：“今晚你妈又给你们做面吃了！”脑海中，我爸吃我妈做的面，吸溜面的声音很大，听起来很香。他还一个劲地夸我妈手艺好。现在懂了，在那一刻，所谓的幸福具象化了。
第三件是知道肉疼的感觉。我爸“套磨子”，别人都说他是“有钱人”——他不是真正的有钱人，而是身上总装有几毛、几块的现金，合起来也就十几、几十块。那时候村里人应个小急，也总找我爸借点。我爸也知道，这是他的血汗钱、下苦钱。
一天，也许是因为停电，没法磨面粉，我爸就到磨坊对面人家，看人耍牌赢钱，没经住诱惑，就参与了。这是他第一次耍牌，也是最后一次。事后，他以略带自豪的口吻给我妈炫耀说，一共玩了3局，前两局都输钱了；他急了，就索性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押上，心里想着再赌一把。幸运的是，最后一局翻盘了，他赶紧撤离。他分析说，输钱肉会疼，以后坚决不耍牌了！这一点，我佩服我爸，说到做到，从此他再也没有参与过。
这些小事也许稀松平常，却清晰地勾勒出了我再也看不见的那张脸和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