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维汉
我是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来到老武昌城昙华林街区的。
“昙华林”这个地名，因此处多小型庭院、居者多植昙花而得名,还是武汉名人故居最集中的地方，于是就直接奔这里来了。
早晨的昙华林，展现着一座城市的无限生机。早市时间，一路上街道两侧摆满摊位，带着露珠的一把把青菜、在箩筐里爬来爬去的河蟹……吸引着一拨又一拨采买的人。
得胜桥50号,为恽代英故居。院子建筑有点杂乱，上房是一座土木结构的高大房屋，屋顶有残存的马头墙，黑色的瓦群起起伏伏，墙面残破、四处透风。这座已显破败的晚清民宅，已有100多年历史，是恽代英1918年至1927年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居住的地方。1927年1月16日，32岁的恽代英和22岁的沈葆英，在武昌得胜桥恽宅举行了结婚典礼。身着军服的恽代英、朴素大方的沈葆英，在一对红烛前行了鞠躬礼。恽代英（1895—1931）是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28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30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4月在南京狱中被杀害，时年36岁。
第二站，我来到昙华林141号，这是曾参与辛亥首义、抗战的陆军上将徐源泉的公馆。旧址在武警医院家属院内，甲栋为法式双层别墅，门厅设罗马立柱并饰卷叶草花纹；乙栋为中式单层建筑，丙栋为中西合璧风格建筑，顶部设琉璃瓦八角亭。左右对称，居中主入口有爱奥尼柱门廊，廊顶为二层阳台。徐源泉（1886—1960），湖北黄冈仓埠镇人，辛亥首义学生军队长，曾任军长、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上将）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参加过中原会战和抗战时期的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1960年病逝于台湾。同院还有原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的公馆，仅剩一栋砖混房屋和一个碉堡。
接着，我来到三义村14-17号一幢红色的独栋二层洋房。这里是曾任孙中山军事秘书石瑛的故居。大门为石库门，外伸台阶和两尺高的护栏。窗户是木条装饰的网格状。二层中部房顶为平台，两边是两座楼屋，红色的木楼梯通向二楼。古朴典雅的装饰别具一格，字画、瓷器、茶具、壁画、雕像、围炉、桌椅、书架、花瓶、台灯、桌布，既典雅浪漫又现代前卫。1928年，石瑛在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时，始在武昌区三义村购地建了这幢二层小楼私人住宅。1929年—1930年、1937年—1938年携全家居住于此。抗战初期，董必武、陈独秀、陶铸、李四光等多次到此造访，与石瑛协商国共合作抗日事宜。石瑛历任要职，可谓高官厚禄，却布衣粗食，坐车坐三等、乘船坐统舱，廉洁奉公，安贫如素，不拿公家一针一线，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昙华林一带，教堂、修女院较多，120号保留着民国仁济医院，是保存最完好的近代教会医院旧址。透过紧闭的铁栅门，可以看到医院二层主楼和4栋副楼，是1895年英国基督教伦敦会杨格非牧师和中华基督教会修建，下辖男医院、女医院和护校；仁济医院包括门诊部和住院部两部分，迄今已有130年的历史。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仁济医院参与救治了受伤的民众和军人。1931年，武汉遭遇大水灾，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在仁济医院设立武昌赈灾指挥部，在疾病救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昙华林75号牧师楼，又称翁守谦故居，建造于1895年前后，属于中西合璧风格，二层砖木结构，临街并排三孔石库门。翁守谦是福建人，1894年与叔兄堂弟共12人，一起被分配到北洋水师，担任北洋水师一艘战舰上的管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翁守谦所在的战舰上，其叔兄堂弟等11人阵亡，他成了那艘战舰唯一的幸存者。翁守谦心灰意冷，弃官做了居士，改名益斋，栖居北京小将坊。1912年，翁守谦用毕生积蓄买下昙华林正街上这栋宅院，一家老小住在这里。房屋斜坡大屋顶，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有花木葱茏的庭院和古井。翁守谦住在里面，过着闭门念佛参禅、种花养鸟的闲居生活，对甲午战争的悲痛往事闭口不谈。1938年，武汉沦陷，70余岁的翁守谦，带着全家逃难到湖南宁乡，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故居被日军占领后，改为马厩。抗战胜利后，房子回到翁守谦后人手中。据住在这里的翁守谦孙子翁孝慈回忆，这所住宅应为北洋水师的遗产，他的祖父曾是福建马尾船政学堂的学生，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纪念馆还有他的姓名。
走在昙华林幽静的小巷子里，处处给人一种纯朴和自然的感觉，每一处景致都辉映出当地的人文特色。那种充满沧桑感的亲切和真实，使人恍如穿越到另一个遥远的时代。千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浏览着一处处老宅，忆昔日主人的升沉过往，想起那些风起云涌的时代，心中充满了桑田沧海的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