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卡厚
前些日子，回老家收拾旧窑洞，在灶膛角落，一根尺把长的擀面杖赫然映入我的眼帘。
擀面杖应是枣木制成，经年烟火打磨，温润光滑，带着一股独有的清香。轻轻将它掂在手上，吹掉灰尘，不禁睹物思人。这根不起眼的擀面杖，承载着母亲为家人操持的辛劳岁月。
往事如烟，思绪如潮。打我记事起，它就在灶火台前。那时母亲年轻俊秀，眉眼清亮，身材挺拔，一双巧手握着擀面杖，在案板上来回推拉，动作娴熟，节奏轻快；转眼间，一锅热气腾腾的手擀面条或揪面片，便端上了饭桌，让平淡的日子瞬间有了烟火暖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陕北农村，早饭多是玉米面窝窝头煮酸菜，晚上拌汤饭或和菜饭成为“主角”；白面大米十天半月吃一回，是多数人家的奢望。故而，擀面杖亮相的时候不多。但凡逢年过节、亲戚造访，一定要吃顿好的，多以面食款待，擀面杖这才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天刚蒙蒙亮，树上的鸟儿还未鸣叫，母亲便开始添柴生火。反复挤揉的面团，用瓷盆扣好，静置半个时辰，待软糯筋道后，落在干净的木质面板上。母亲握着擀面杖两端，手臂持续发力，擀面杖匀速滚动，圆圆的面团便一点点舒展、变薄、变匀。擀面杖与案板轻轻触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不疾不徐，不紧不慢，如岁月长河里最安稳的节拍，是我童年最悦耳的晨曲。
春种、夏锄、秋收，是庄稼人一年中最苦也最难熬的时节。即便光景过得不好，这个时候也不能亏了家里的汉子。俭朴的母亲，总是想尽法子让家里人吃饱吃好。
一张薄厚适中的椭圆形面饼，抹上少许黄油后，放入鏊子中；母亲熟练地上下翻动，直至面饼烙得金黄酥脆。夹上腌制的咸菜，炒一盘土豆丝，偶尔炒几个自养母鸡下的土鸡蛋，一顿可口的饭食吃得肚儿滚圆，下地干活有使不完的劲儿。
晌午从地里归来，一身疲惫的母亲，还要为家人擀一碗手擀面。粗细均匀的面条，或薄如蝉翼的面片，沸水翻滚出锅，撒上几滴黄芥油、一撮葱花，配以小院种的青菜，爽滑，清淡，暖胃。一碗香喷喷的面，驱散了田间劳作的苦累，撑起了一家人俭朴生活的日常。
儿时的我，总爱在锅台前磨蹭，静静地看母亲擀面，看擀面杖来来回回，看白色的面粉悄无声息地飘落，最终落在母亲的发梢、肩头和衣衫上，如细碎的霜雪。最盼过年的日子早点儿到来，那也是擀面杖最忙碌的时候。除夕夜，母亲总会熬夜包饺子。昏暗的煤油灯下，映衬着她温柔的脸庞。只见她左手捏着小小的面团，右手熟练地推着擀面杖，一圈又一圈轻轻转动，一张张圆润规整、大小一致、薄厚相同的饺子皮，便齐刷刷地排列在案板上。我觉着好玩，常嚷嚷着帮母亲，可小小的手不听使唤，要么皮擀得薄厚不一，要么七歪八扭，母亲从不责怪，总是笑着接过擀面杖，轻轻推开我，让我去玩。
擀面杖长短不等、粗细不一，作用不同。但有一根擀面杖非常奇特，现在的年轻人鲜有所闻，观其真容的更是凤毛麟角。那是根长约两米、粗如成年男人胳膊、红润圆滚的枣木擀面杖，之所以如此巨大，实际上是专为擀豆面而制作的。老家有个习俗，临近年关，家家户户忙着办年食，生豆芽、做豆腐、漏粉条、散黄酒、蒸馍馍……其中擀豆面必不可少。
母亲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擀豆面把式，整个腊月数她最忙，常常早出晚归，帮了张三忙李四。擀豆面，绝对算得上厨艺里面的绝活。三四米见方的红油布满炕铺开，和面、醒面、擀面、切面……系着黑布围裙的母亲，挥舞着她那根特制的长擀杖，反复推拉、旋转、展开、撒粉，如此往复，直至薄如白纸、透光见影，尔后叠层卷起，切成宽窄不一的条状。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切豆面的刀长约60公分，似小铡刀般。母亲的双手各握刀的一端，像玩跷跷板一样，一边抬起一边放下，伴随着“噔噔噔”的响声，宽如一指、细似挂面的一堆堆豆面，便呈现在偌大的红油布上。几个小时下来，母亲累得腰酸腿困。这时，主人就会烧火加炭，煮一碗现擀的豆面，配以土豆丁、豆腐块、黄花条、海带丝及羊肉或猪肉臊子浇之，犒劳母亲。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不知何时起，母亲的身姿不再笔直，动作变得迟缓；常年握擀杖的手掌，磨出层层叠叠的茧子，指关节也变大了；眼角的皱纹日渐深邃……
母亲已离我而去十多年。每当看见这根擀面杖，我会不由得想起记忆深处的烟火温情。这根擀面杖，是无情岁月的见证，是温暖时光的礼赞，更是恒久绵长的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