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广洪
多年以前，姐夫家那面书橱，像一块吸铁石，把我从泥巴地里拽了过去。他家的书橱立在墙角，厚墩墩的，里面的书码得整整齐齐。我那时候矮，踮起脚尖也够不着最上面那层。姐夫的学问大，北京矿业学院出来的高材生，搁这玉龙山沟里，跟大熊猫似的稀罕。书橱里尽是些俄文书，我一本都看不懂。倒是底下那层，有几本小说，莫泊桑的《俊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蹲在地上，一页一页翻，心里头痒痒的。那面书橱，是我这辈子跟书结缘的起点。
1982年冬天，我在玉龙纺机厂上班，一个月挣二十八块钱，二十四块交给母亲。剩下的四块钱，我不抽烟不打牌，全“扔”给了新华书店。那会儿《第二次握手》正火，我看得一夜没合眼。
1983年春天，陈木匠用边角料给我做了个简易书架。架子歪歪扭扭的，漆都没上，可我把书一本本摆上去的时候，心里头那个美啊。虽说比不上姐夫那面气派，可好歹是自己的了。后来调到大足县工业局当打字员。城里人时髦，看电影、跳迪斯科，我呢，还是往新华书店跑。一蹲就是大半天，腿都麻了。慢慢地，我的公文和新闻稿写得顺手了，领导也开始对我另眼相看。当自己写的新闻上了报纸，那种感觉，就跟自家地里的庄稼收了似的，踏实。
再后来我调到宝顶乡，从企业管理转到农耕生产，一下子蒙了。我赶紧买了一大堆水稻栽培的书，晚上熬夜看，白天下地实践。不到半年，算是摸着门道了。是那些书帮我闯过工作的难关。
条件好了以后，老婆给我定制了半面墙的书橱。书一本本摆进去，我像个元帅，没事就检阅一遍。赶图书交易会的时候，专门去淘便宜书，里头有好东西。唐浩明的《曾国藩》，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也好，让我知道这位爷其实是被冤枉的。散文类的书，书橱里最多。汪曾祺写《野店》，那个古朴的乡村，好像我也住进去过。沈从文的散文，让我开始留意身边的故乡。退休了，时间更多了，每天下午泡图书馆，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事。
从姐夫那面书橱算起，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天傍晚回到家，我站在书橱前，抽出那本磨破了边的《战争与和平》。扉页上还有当年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我的名字。书页已经发黄了，可那股油墨味还在。我忽然想起姐夫，想起他靠在书橱边看书的样子。他走了好几年了，那面书橱也不知去了哪里。可我这一面，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