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珂
人类与车的渊源，史料显示有五千多年。
那时车轮还没有辐条，只是两块厚重的圆木。它载着先民从蒙昧走向觉醒：原来滚动的力量，能让脚步省时省力，长途跋涉；也能让时光在轮毂中沉淀为跌宕起伏的故事。而我的轮毂长歌，则是从儿时帮长辈推独轮车参加集体劳动开始的。
七岁那年春季，突发的山洪冲毁了队里的防洪堤，洪水淹没了成片的秧田。生产队组织社员抗洪抢险，刚上小学的我，也被推着家用独轮车的爷爷带到了工地。大伙儿把一个个蛇皮袋填满砂石，压实封口后背负肩挑送到缺口；爷爷和我则将采石工撬落的石头合力搬上独轮车，前拉后推地运送到决堤处。在热火朝天的劳动氛围中，山洪冲开的缺口被一点点堵上，保住了一丘丘正处于生长期的禾苗。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与家中那辆独轮车打交道的日子越来越多。推着它走在泥土路上，虽吱吱嘎嘎左摇右晃，但推土、装沙、运送物品都少不了它。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号召学生积肥支援农业生产，每天清早起床和放学回家，我都手持一把柴刀出门，砍回一些枝叶草木摊晒在屋前，枯萎后烧成草木灰,装了满满两麻袋用独轮车送到学校。老师给我和独轮车拍了张合照，配上“积肥能手”的字样,贴在玻璃宣传栏里，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
二十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儿时既无电游也无手机。就连买到的玩具，也仅限于小皮球、万花筒、玻璃弹子以及上发条的小汽车与铁皮蛤蟆。生活在乡村的孩子，多数玩具靠自己制作，诸如铁环、陀螺、毽子、水枪、弹弓等。那个年代，能拥有一辆滚珠车，是大多数男孩梦寐以求的愿望。
为了我十岁那年的生日，父亲早早从工地回来。他找来四只废弃的轴承和一块木板，又找出锯子、刨子和钻孔用的钻子，在屋前的枣子树下好一阵忙活。最后，他把四个轴承牢牢钉在前面削成圆弧形的木板底部，再钻出个大孔,用一根粗铁丝从中穿过当成“方向盘”。作为我生日礼物的滚珠车，就此完成。
第一次“试驾”，是在屋前的一段斜坡上。父亲要我握着铁丝随时调整方向，然后在坡顶扶着车尾用力一推，滚珠车便带着“咕噜咕噜”的轻响直冲而下，吓得我大声尖叫。后来，那辆滚珠车成了小伙伴们争相乘坐的“抢手货”。好几个晴朗的星期天，我们被大家一起带到离村子五六里远的公路坡道上，飞快地往下滑行，后来被大人制止了。如今想起，那辆儿时给我带来开心与快乐的滚珠车，其实是我人生里第一份关于“速度”与“陪伴”的启蒙。
拥有一辆广州生产的“五羊”牌二八大杠自行车，是二十世纪80年代我在家乡小学任教时的事情。那时的风中，总带着瓜果与泥土的芳香。每逢周末，几位情投意合的青年教师，总爱相约骑车出行，到大自然中游山玩水。骑行中，总有人领头唱歌，大家也兴奋地加入其中，清脆而嘹亮的歌声弥漫在公路上空。有人会在同伴们不注意的时候故意提高车速，双脚把链条蹬得哗哗作响，引得落后者奋力追赶，爽朗的笑声洒满公路。那时的快乐很简单，只需一辆单车，一群挚友，一路歌声。
大学毕业去海南工作后，我用攒下的工资买了一辆黑色的嘉陵70摩托车。那时，我在省报做政法记者，每天骑着它到处采访。海口长夏无冬，炽烈的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我穿上长袖防晒衣，任凭汗水浸湿后背。有回路遇暴雨，因车轮打滑连人带车摔倒在地，身体多处擦伤，流血的创口在雨水中显得格外疼痛；但我依旧忍痛扶起摩托车，骑上它完成了采访任务。
那天下班回到宿舍，我把摩托车擦洗得干干净净。看着它在灯光下泛着锃亮的微光，突然觉得它不只是一辆摩托车，更是我奋斗路上最可靠的伙伴。离开海口去北京工作时，我舍不得卖掉那辆陪伴我八年的嘉陵摩托车，送给了海南省琼剧院的挚友吴大哥。尽管他拥有豪华汽车，但非常乐意地接受了。那天，他高兴地从我手中接过发动中的摩托车把手，骑上后加大油门在剧院的球场上绕了几圈，对我说会好好保管。
如今，我已经换过三辆汽车，从捷达到现代再到奥迪，但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我儿时父亲制作的那辆滚珠车。它虽粗糙简陋，却承载着我童年的快乐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让我感受到创造的魅力、亲情的温暖。
车轮滚滚，碾过艰辛，满载欢歌。滚动的轮毂，是时代最生动的注脚，见证社会发展，折射时代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