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一场座谈会上，忽培元先生说自己一生耕了二亩田。
这二亩田，怕是他为自己这一生算的账。我理解忽培元先生的二亩田：一亩是责任田，一亩是自留地。
责任田里种的是本分。先生身居要职多年，清贫自守，俭朴自持。他待人谦和，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每一文公帑都锱铢必较。有人劝他不必如此较真，他说公家的钱，一分一厘都要用在刀刃上。他曾开玩笑地说，他像一头被套进磨盘的驴，不用扬鞭自奋蹄，一圈一圈，碾出细碎而扎实的日常。这亩田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有日复一日的兢兢业业，守着为官的底线，也守着做人的良心。
自留地呢，种的是文学。先生一生笔耕不辍，作品等身。文字里尽是土地的呼吸、乡村的脉动、百姓的悲欢。他写黄土高原上风吹过麦浪的声音，写窑洞里油灯下一张张被岁月雕刻的脸，写那些在时代洪流中默默活着的人们。他的作品从未脱离过乡村与人民，始终饱含烟火温情，像一碗晾到正好的小米粥，不烫嘴，却能暖到胃里去。这亩田里长出的庄稼，不为自己果腹，只为留给后来的人慢慢咀嚼。
座谈会上，先生还讲起洛川籍的登山英雄侯生福。他说：“一个登上珠峰的无名英雄，几十年默默无闻，只是县体委一个职工。我知情后，提议他当了市政协委员。”
他还说，生福是个厚道老实人，登上峰顶，报纸发表的照片中却没他。我问为啥，他说摄影师没上来，他负责拍照。我说：“为啥不让别人再拍一次，你补照下。”他说当时装备很差，又没有氧气；天气瞬息万变，人在峰顶多待一秒钟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照完相就开始往下撤。就这，他们的手和脚全都冻伤了。他说这话很平和，没有显出丝毫的遗憾。生福的确是一个高尚纯粹的人，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是他，把侯生福这颗“被黄土埋没的珍珠捧起来，拂去尘灰，放到板架上”。讲这些话的时候，先生几度哽咽、泪流满面，让人动容。
忽培元先生的家国情怀，并未止于“笔耕补拙”，而是做了一件更具远见的事情——在各地建书屋、办书院。那些书屋，大多建在乡间，普通百姓的院落，离土地最近的地方。木头搭的架子，茅草覆的顶，里头摆着几架书，几张条凳。看上去简陋得很，先生说，这就够了。他要的不是雕梁画栋，而是一个让老百姓能走得进来、坐得下来的地方。在这里，耕田的农民放下锄头可以翻一翻《论语》，放学的孩子趴在木桌上可以读几行《诗经》。那些跨越千年的儒家智慧，就这样从尘封的典籍里走出来，化作村头树荫下的一句闲谈，化作夏夜凉风里的一场诵读。
我以为，这是他将文学从纸面引向大地的“文化播种”。这些书屋，是源于实践的文化传承载体。它们将跨越千年的儒家智慧，转化为百姓可感、可知、可及的生活实践。在这里，经典不再尘封于高阁，而是化作村头巷尾的谈资，化作孩童启蒙的吟诵。这是文化自信“从根基上抓起”，是用最朴素的方式，汇聚起广大群众对新时代的文化认知。可谓“如风千载，文理相加”。
我忽然明白了，先生一生没有离开过土地，他的文学扎根在土里，他的书院也生长在土里。他把儒家经典从庙堂请回田间，让圣贤之言沾上露水和泥土的气息。老百姓不必正襟危坐地去“学”，只需在劳作之余推门而入，便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文化浸润。这是从根基上培植的文化自信，如风吹过千年，文脉就这样一代代传了下来。先生为书院定下宗旨：阅读经典，弘扬正气，陶冶情操，走进崇高。十六个字，朴实得像田埂上的野花，却句句落在时代的穴位上。
忽培元书屋，像一颗颗种子撒在大地上。风一吹，书的香气就飘出去很远。远远望去，就像建在树上的小木屋，像鸟巢一样安详，栖息着祖先的文字，也栖息着一个民族尚未散场的梦。
我想，这就是先生耕的二亩田。一亩给了公职，一亩给了文学。二亩田都还给了土地，还给了人民，还给了那些在田埂上、树荫下、油灯前翻开一本书的孩子们。先生一生，两亩薄田。一亩种的是责任的厚度，一亩种的是文化的温度。如今田里长出的，已不仅是庄稼，而是一片又一片的林子。林子里有风，风里有书声，书声里有千年不绝的回响。
先生两亩薄田，耕出文化与厚德；数座书屋，种下文明与火种。这，便是一位文化赤子献给时代最厚重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