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昱华
历史学界通常把唐宋两朝视为由中世转入近世的分水岭时期，即“唐宋变革论”。这一变革是多层次、全方位的，《唐宋之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渊源》（下文简称《唐宋之变》）的作者吴钩对此有个精彩的比喻——这是传统中国从“固态社会”到“液态社会”的转变。在《唐宋之变》中，吴钩从社会、政治、商业三个角度切入，聚焦嫁妆制度、税制演变、游民兴起、奴婢消亡等微观场景，以大历史的视角对“唐宋之变”的具体过程与深层意义展开了剖析。
何谓从“固态社会”到“液态社会”的转变？我在阅读全书后归纳出了三个特点：其一，社会层面上，从身份制到契约制的社会转型与市民阶层的兴起；其二，政治维度上，贵族政治的瓦解，官僚政治的确立；其三，经济层面上，从人头税向财产税的转型，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跨越。这三个特点，最终又回归于一个现象——唐代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在宋代逐渐瓦解，奴婢贱籍制度走向消亡，“士农工商”的界限不再绝对，社会成员可以通过科举、经商等多种途径改变自身命运，人不再被束缚于土地之上，而是如西方文艺复兴时一样，可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流动，投身进活跃的社会变革之中。
吴钩将“大历史”融入微观的具体情境之中，辅以详实的史料，让宏大的历史变革变得有血有肉。如在“娘子的嫁妆”一章中，吴钩通过梳理唐宋时期女性财产权的演变，展现了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唐代门阀社会中，女性的财产继承权被贵族宗法制度严格束缚，而到了宋代，“妻财”制度逐渐成熟，嫁妆成为女性独立的财产，离婚时可尽数带回，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女性为维护自身财产权与夫家对簿公堂并胜诉的案例。这种微观层面的细节，生动印证了从身份制到契约制的社会转型，远比单纯的理论阐述更具说服力。
吴钩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极具现代气息的近世中国。种种迹象表明，贵族阶层在各方面的垄断都正日益瓦解，在文化领域，贵族文化的主导地位被市井文艺取代，宋词、话本、杂剧等通俗文艺形式蓬勃发展，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形成了世俗化、平民化的文化风貌。这种文化转型，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更培育了注重个体价值的社会观念，为中华文明的近代化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部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著作，《唐宋之变》既扎根于扎实的史料考据，又吸收了内藤湖南、福山等中外学者的理论成果，同时以通俗流畅的语言解读复杂的历史议题。作者直面“李约瑟之问”“大分流”等核心历史命题，没有简单套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是从中国本土历史出发，从国家能力、社会组织、市场配置的互动关系中，给出了独特的解释。书中指出，宋代已经孕育了现代化的诸多要素——契约精神、市民社会、商品经济、文官制度等，只是由于后续历史的波折，这些要素未能持续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是外源性的，恰恰相反，“走向近代”是中华文明自身演进的内在需求。
汴梁街头的喧嚣叫卖、科举考场的奋笔疾书、市井勾栏的欢声笑语、朝堂之上的理性共治……这些场景共同构成了一幅近世中国的生动画卷，一幅以人为画笔、以历史为画卷绘就的《清明上河图》。平民于五代的坞堡废墟间崛起，成为历史的主角，他们是近世到来的决定性力量，是冲向现代的激流，是历史变革的先声。这一切，都在吴钩所描绘的“唐宋之变”的历史画卷中徐徐展开。
《唐宋之变》所展现的，不仅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对中华文明的重新发现。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始于鸦片战争后的被动回应，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内在动力。从唐代紧闭房门的坞堡到宋代流动开放的集市，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这场跨越数百年的变革，已经为中华文明的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作品还原了唐宋之际的历史变革，唯有深刻理解自身历史的演进逻辑，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看清历史的来路，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