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强
每发表一篇文章，我就会拿一支红圆珠笔，在墙上那幅中国地图对应的城市上，点上一个红点。
年轻时做过文学梦，整晚都趴在方格纸上写字，总觉得写出来的字能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后来进了银行，报表、数据、会议填满了每一天，再没时间和精力去写。什么时候停笔的，早已记不清了。
这一停，就是三十年。去年换了岗位，不再那么忙碌。某天坐在电脑前，忽然又起了写作的念头。圆梦也好，排遣也罢，总之又拿起了笔。五月的一个上午，我坐在电脑前，手指悬在键盘上，整整五分钟没动。不知道写什么，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从前的事，于是敲下了第一个字。写完《青瓷碗里的鸭血粉丝》最后一行，我读了三遍，像是见到了三十年没见的老友，面熟，却不敢相认。投稿时，本没抱什么期望；没想到竟发表了，这是我重拾写作后的第一篇见报文章。见报那天，我在“南京”旁边的空白处点了一个红点。三十年前熬夜写作的那个毛头小子，终于从空中落到了地面。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写作。我坚持每天写一到两篇，有的时候写得好，有的时候写得不好。写得不好的便丢掉，也不心疼。
武汉那个点，我点得最果断。那里曾经是我女儿上大学的地方，去过几次。当《志愿里的远方》发表后，编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又仿佛听到了江风的声音，那样柔情，又那样亲切……
在点上海的那个红点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决算夜、银行年》这篇文章记录了我难忘的一个年终加班的夜晚，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代银行人美好的回忆了，幸好还有文字留下。
那么多红点中，重庆那个我点得最轻。《陪母亲去体检》发表后的一个夜晚，我在书房坐到很晚。三十年前，每次退稿信寄来，母亲就坐在书桌边，什么也不说，只是陪着我叹气。后来我不写了，她也从不催促。去年重拾写作，告诉她后，她说：“喜欢就继续写。”如今，我的文字能去往全国各地，可她的眼睛已看不清小字了。为她戳下这个点，那个陪我叹气的老太太，应该能感觉到。
最远的地方，是拉萨。《舌尖上的年味》见报那天，我查了林芝的天气，下雪了。江南的水汽被揉进纸里，带着油墨的气息翻过唐古拉山。它会落在谁的手上？在谁的炉边被展开？也许是一位藏族老奶奶，也许是一个开面馆的年轻人；有人看一眼便丢开，有人拿去垫碗底。都行。字走到那里，就够了。
地图上有很多地方还没有填满。这辈子很少出远门，但是每一个字都代替我走了好一段路。因此，我也不着急。每周照常写一到两篇，在投稿之前一个一个地检查标点符号，把每一句话默念两遍。有些句子读起来不太顺畅，修改了几遍还是不太通顺，我就先留着。隔上一段时间，再去改，直到满意为止。
至于这些字最后到了谁手里，是垫碗底还是包油条，那就是其他人的事了，更是明天的事了。
而我，只负责想，只负责写，一直写到写不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