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古时文人要出道，要登侯府，去过名家眼，去借名家言，还真是一条捷径。
只是，有的名家是慧眼巨眼，如顾况；有的是瞎眼盲眼，如韩荆州。华夏第一文论家刘勰，著毕《文心雕龙》，大著无人识，大道不得出（既成，未为时流所称），时人都说刘辈只是蓬蒿人；刘勰不服周，“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沈约是当时大咖巨擘，一个普通文人哪有路？“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沈约果然目光如炬，识白丁于末路，“约取读，大重之。”如无沈约，或有刘勰，却无《文心雕龙》了。
大才天才如刘勰、白居易，走这条路走通了，令一些庸才俗才受到鼓舞，也争走这羊肠小道，多是走不通的。走不通的都是庸才俗才？或也未必，只因没走通，天才大才也因此成了庸才俗才。无他，只是因为他不是顾况，不是沈约，他或有眼却是无珠；他或有眼有珠，却是无心。月旦人物者中，眼高手低者多，眼高心低者更多，更有心恶者。此眼高心恶者，断人一生唯有他。
梁朝有个徐陵，听说“为一代文宗”，汲引白丁据说是蛮用力用心的，“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其于后进之徒，接引无倦。”自然是，别人嘴上的好人，未必是你的好人；你嘴上的好人，未必是别人的好人。徐大师可能不诋诃作者，不但不诋诃，反而是接引无倦。若是阁下去了呢？
“时魏收有文学，北朝之秀，录其文集以遗陵，命传之江左。”北朝魏收，文学水平是蛮高的，被人夸为国士，“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采。雅俗文墨，通达纵横。”目为国士，也未必夸张，人家是小国寡民，文人闻名于省州路，当然有可能；目为国士，或者有夸张，但人家有一些才气，则是可以肯定的。
魏收听说徐陵是南朝一代文宗，也便自重其文，欲取定于徐。他带着自己作品乘牛车转马车，便从北朝向南朝，欲一识徐文宗，也让其一识。魏收想借徐文宗一双慧眼、一口金言，让他从北朝那小地方破圈而出，进入南朝大文圈。徐文宗先是接了，“未尝诋诃作者”，这么好人，是因为他是一代文宗吧？不呢，是因为这时他在北朝做使者。魏收整理自己书稿，舟摇摇衣飘飘送他到边界，所以他“接引无倦”。
待魏收舟摇摇衣飘飘，转身离去，徐文宗登到船上，看到魏收已远，取出其书稿，撕一页丢一页，撕一卷丢一卷，丢到河里，“陵还，济江而沉之。”这跟一代文宗形象大不符啊。文宗者，不仅自身文章千古，更是提举他人不倦，如何把人家作品丢进江河里呢？旁人不解，“从者以问”，徐文宗哼了一声：“吾为魏公藏拙。”那些臭小说、烂散文、破诗歌，就不要让它来出丑弄乖、丢人献丑了。
魏收文章好不好，不晓得；魏收人品好不好，也不晓得。徐陵就出访了一次北朝，他哪晓得魏收其人其文呢？魏收文章或者真不好，需要徐陵给其藏拙。可是，徐陵更需要藏恶。徐陵之恶有二：一者，人家如此信任他、尊敬他，把他当一代文宗，他却辜负了后学对他的崇拜；二者，人家写得差，入不了法眼，也不要当着这么多人面，把人家文章丢江河嘛。
蛮多文人，或得藏拙，最好是自藏，不要拿出来现世；蛮多论家，更得藏恶，也最好是自藏，不要拿出来行世。有谓，徐陵在南朝是文宗，诲人不倦、举人不倦，但魏收是北朝人。文学有国界，徐陵因此毁人不倦，文人相轻不倦，可以理解？南朝人这般心胸，这般格局，失了南朝国格嘛。
文人中狂热人多。“乙卯乡试，丹阳贡生于震负诗一册，踵门求见，年五十矣。”他真是个文学狂热分子，写了几十年。他“苦吟半生，无一知己”，长途跋涉来取定于袁枚，说：“如先生亦无所取，则震将投江死矣。”袁枚吓了一跳，“余骇且笑，急读之。”
不是一无可取，只是一二可取，三四五六七八九无可取。袁枚藏了恶，献出善，“称许数言”，夸他“于唐人形貌，颇能描摹”；无太多文才，却要来干文学，也是害他。袁枚又说了，文章者，余事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莫把文学当饭，只把它闹着玩。真有才者，汲引之，让他出一头地；对才气一般者，也不能将其沉之于河嘛。袁枚这么一献善意，“其人大喜而去”。有人赞袁枚藏人拙扬己善，很是善“亏公宽着看诗眼，救得狂人蹈海心”。
文学爱好者，得藏拙；论者得藏恶，要“宽着看诗眼”，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