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金
草蒲团，也就是稻草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家（甚至寺庙）常见的坐具。
我们当地每年水稻收获后，稻草除了作为牛的饲料外，也是编织农具的重要材料。稻草自然成了编草墩的主要原料，有经验的老人都是这门手艺的高手。旧时光里的这些编织技艺，至今仍在我的记忆深处散发着清新的稻草香。
外婆是编稻草墩的行家里手，她信佛，常为寺庙编织供人跪拜菩萨时使用的“跪蒲团”，又名跪墩。这种跪墩通常宽大而薄，多为单层；而家用的草墩则普遍是多层的，高而厚实，便于家人起坐方便。每年稻收时节，父亲总会特意挑选一块长势良好的稻田，单独收割，再单独堆放在场院一角晾晒。晾晒颇有讲究：稻草要竖直堆放，捆扎要整齐挺直。晒干后，还要一把把在石块上摔打，去除泥土和枯叶——这叫“打稻草茎”，只保留完整的稻秸，剔除枯草、杂叶与泥沙，捆扎好后备用。
编草墩一般在农闲时节，或是下雨天进行。一个人也能编，但最好两人配合：一人递草，一人编织，默契协作。小时候，我常给母亲打下手，母传女技。外面寒风呼啸或雪花纷飞，我们在堂屋的地面上，面对面坐在小凳上。母亲专注地编着，我则一小把一小把地递草。墙角的饭桌上，放着一台收音机，正播放着戏曲或评书连播，声音极富韵味，引人入胜。有时天寒地冻，手都冻僵了，母亲便找来一个旧脸盆，生起一盆炭火取暖。茶水也从不缺，她喜欢喝滚烫的热茶，说是能驱寒。虽然这活计单调枯燥，但久而久之也习惯了。我从未抱怨过，反而格外享受这种宁静的氛围。尤其是阴雨天，院子里细雨蒙蒙，雨点敲打着梧桐叶，“吧嗒、吧嗒”作响，愈发衬得屋内静谧安详，让人心也沉静下来，仿佛置身诗意之中。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稻草清香，看着身边一个个新编好的草墩，心中油然而生踏实的成就感。
新编的草墩，就像新衣裳一样，只在盛大的节日才拿出来使用。当新稻登场时，草墩也一并搬到场院，先堆在一旁，腾出空间晾晒刚挑回来的稻谷。这时，草墩便派上了用场——在上面安静地歇一会儿，抽上一支烟。这些草墩不仅坐上去柔软舒适，而且结实耐用。即便坐坏了也不打紧，闲时再编一个便是。母亲编的草墩，更多是被喊作蒲团送上寺庙。
然而，川西北的秋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有时，场院上的谷子还没晒干，突然一阵风起，天边涌来几团乌云；人们还来不及反应，大颗的雨点已噼啪砸下，在心头激起一片慌乱。于是，大人小孩齐上阵，既要抢收稻谷，这叫“抢场”；更要赶紧把稻草墩收进屋内，避免淋雨。因为草墩是用稻草编织的，一旦受潮，极易发霉腐烂。往往雨来之时，人们首先抢救的竟是草墩，而非稻谷——即便稻谷被雨打湿，太阳出来后还能晒干；可草墩一旦内部进水，就很难彻底晾干了。这便是农人为何要优先抢收草墩的缘由。稻谷的馨香，以及农人对丰收的珍视，皆在朴素的举动中自然流露。
当然，稻草墩用久了也会朽烂，变得松垮散乱，像一团破布，失去昔日的风采。换下来的旧草墩，已无实用价值，无法再履行它的使命。除了化作灶膛中的一缕炊烟或成为田里的天然肥料，它们便完成了生命的最后旅程。
后来，随着轻便耐用的塑料制品的普及，稻草墩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尤其是年轻人，很少再有人会编草墩了。联合收割机的推广，更让稻草失去了留存的空间，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些年，村里连草垛都难觅踪影。记忆深处那些散发着古朴气息的稻草墩，终究也悄然消逝在时光的尘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