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根立
近来再读陈忠实的《白鹿原》。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时，翻开纸页微微泛黄、带着旧时光气息的集子，仿佛能听见黄土塬上苍凉的风声，嗅到麦子将熟未熟时青涩又温厚的苦香。他的人生与他的文字，似乎都从这土里长出来，带着根的遒劲与沉实。读他，便不只是读故事，倒像是将手探入一片深厚而滚烫的土地，去触摸那些盘根错节的命运，去感知沉默大地之下生命如何挣扎、如何生长又如何归于永恒的寂静。
陈忠实的来路，是一篇最质朴也最坚韧的散文。西安灞桥区西蒋村的农家子弟，与大学之门失之交臂。文学的种子却偏偏在贫瘠的岁月里，借着赵树理一盏灯的光倔强地发了芽。多年务农的筋骨之劳，旁人看是困顿；于他，怕是与土地最坦诚、最深入的厮磨。那滋味，是汗水渗进泥土的咸涩，是掌心磨出老茧的粗粝，也是春种秋收、生老病死就在眼皮底下轮回的震撼。他不是“体验生活”，他本就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所以，后来他笔下的人与事，总没有浮泛的同情或猎奇的俯瞰，只有一种近乎血缘的懂得。那懂得，是沉默的，却比任何喧嚣的呐喊更有力量。
于是，便有了《乡村》里那些关中农村的剪影。读那些短章，你几乎能看见一个青年作家如何小心翼翼地，将他血肉相连的故乡，一砖一瓦地搬进文字里。他大量地使用方言，不是炫技，而是因为唯有那“瓷实”“倭也”“骚情”的词儿，才能准确称量出乡民们心头喜怒哀乐的分量。那语言是双重的，既有普通话的骨架，撑起一片让更多人能走进来的天空；更有方言的血肉，让这片土地上的呼吸、叹息、咒骂与欢笑，都有了独一无二的形状与温度。最初的《乡村》，已为他日后的皇皇巨著，夯下了最深的地基——那是一种与土地对话的语法，一种将个人命运沉入历史河床的笔力。
然而，陈忠实并非一味沉溺于乡土的温厚。他灵魂里有一根尖锐的刺，时时警醒着他，去挑开温情脉脉的面纱，直视其下的束缚与痛楚。这便是《蓝袍先生》，其中被一件蓝布长袍捆缚了一生的徐慎行，何尝不是千百年乡土中国无数灵魂的缩影？蓝袍，是体面，是规矩，是父辈的期许，是烙在骨血里的礼教之痕。脱下它，需要与旧世界决裂的勇气；而更可悲的是，纵使身体挣脱了，心灵的袍服却如影随形。在时代的寒风里，人又会不自觉地将其裹紧，以求一点虚幻的暖意。写《蓝袍先生》时的陈忠实，大约也经历着一场灵魂的“变法”。他从对眼前现实的凝望，蓦然回首，将目光投向民族命运深幽的隧道。这部中篇，像一道锐利的闪电，劈开了他创作生涯的云层，照亮了那条通往长篇小说《白鹿原》的、更为苍茫的道路。
终于，所有的积蓄、所有的苦思、所有的“剥离与反思”，在《白鹿原》里化作了塬上一声惊天动地的长鸣。那不是一声孤鸣，而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在近代百年狂澜中所有爱欲、争斗、坚守与毁灭交织成的混响。白嘉轩挺直的腰杆，鹿子霖精明的算计，鹿三的忠诚与愚昧，田小娥灼人的美丽与悲惨，白灵飞蛾扑火般的理想……他们不再是平面的文学形象，是从白鹿原深厚的黄土里挣扎着站起来的魂灵。陈忠实写他们，写他们的宗祠与牌坊，写他们的麦地与窑洞，写他们如何在“翻鏊子”般的时代里被炙烤、被碾压，又如何在绝境中迸发出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白鹿原》是史诗，但这史诗的魂魄，却落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心上。他写的是历史，拷问的却是永恒的人性。“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题记，重若千钧，而他以一部《白鹿原》稳稳地接住了。
再回想他那本薄薄的《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便更觉意味深长。老白杨树，深深扎根，默默挺立，历经风霜而枝叶向着天空。那“背后”，是回望，是沉思，是创作生命需要偶尔远离喧嚣、回归本源的隐喻。陈忠实的一生，便是这样一棵大树的形象。他的根，从未离开过生养他的那片黄土；他的枝叶，却舒展开来，承接了时代的风雨，并投下一片供无数心灵憩息的浓荫。
陈忠实像塬上一棵老树，在某个春天过后，安然倒下，复归于土。然而，他的书还在。那纸页间，塬上的风依然在吹，麦浪依然在响，白鹿的传说依然在月光下流传。读他的书，我们仿佛与那片土地，与土地上那些挣扎着、热爱着、痛苦着也希冀着的灵魂，有了一场沉默而深刻的交谈。这交谈，让我们在轻浮的时光里，得以触摸到一些沉甸甸的东西；让我们在漂泊无根的日子里，恍然记起，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精神上的“白鹿原”，都该让生命的根须，努力扎进一片诚实而深厚的土壤里去。
陈忠实先生，他写完了他的书，走完了他的人生。而他留在身后的，是一片用文字开垦出的、辽阔而深沉的文学原野。白鹿已逝，塬上的风，永不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