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引娣
书桌上，放着一只粗陶碗，呈浅褐色。碗口有一道歪扭的疤痕，定是烧制时留下的。碗里盛着的，是不言不语的黄土。
那天，我去白鹿原“转”。集市上，有个卖瓮卖碗的老农，脸上褶子深得能夹住夕阳。他用枯树枝似的手指，“嗒、嗒”地叩着粗陶说：“听这声儿，和这原一样，倔脾气，烧不酥，砸不烂。”我看看瓮，也看看碗，拿起了这个浅褐色的。老人问：“盛啥？米，还是面？”我愣了一下，说：“盛土。”避开人，我小心捧了墙角不少土。从白鹿原回来，这碗、这土就上了书桌。碗旁边，压着陈忠实老师的一张照片。他褐色的脸对着大地，蹲在地头，裤腿卷着，脚踝黧黑，像是准备下地。听人说，《白鹿原》写完后那几年，他总爱在原上走，迎着风，一步一步，像在刚犁过的地里寻摸什么。
我是个教书匠，平素不是在讲台上，就是在学生的作业本里讨生活。写作，是夜深人静后，拧亮台灯、开辟出来的一小片“自留地”，安放自己的灵魂。很多时候，常像面对一片抛荒已久的坡地，心里满是焦渴，手里却只有一把钝镢头。我对着空白文档发愣。那光标一闪一闪，像个无言的催促，也像个无底的洞，要把我那点可怜、沙化的词句都吸进去。这时，我就忍不住把手伸进那碗土里。指尖先触到的，是上面那层细粉，干燥、轻浮，一吹就散，像日子表面琐屑的尘埃。再往下探，便不一样了，土变得紧密，有了筋骨。捻一小撮起来凑到鼻尖，没有草木的清气，只有一股最本分的、太阳晒透了石头又焐凉了的气息。这味道像一把钩子，瞬间就把我从电脑屏幕那虚浮的光里拽出来，狠狠丢回风割着脸的原上。
我便看向照片上的陈老师。他不是在“看”地，而是“长”在地里，整个人的姿态是“长”在地里的。阳光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跟原上的沟壑一模一样。他说过，原上最好的时候是麦子扬花。空气里嗡嗡的，是土地在喘气。能听见土地喘气的人，写出来的人物，喘气声也必然是沉实的，带着土腥味的。白嘉轩，是原。他一生是“守”字的化身——守祠规，守地界，守心里星斗不移的秤。他的力量是向内的、收敛的，像黄土原体，以绝对的沉默抵御风剥雨蚀。鹿子霖，是原上的“藤蔓”，是暗流，是见缝就钻的。白嘉轩要立一座山，鹿子霖就想办法让这山裂开缝。而田小娥，是一粒被风吹错了地方的种子，偏偏落在了祠堂台阶的石缝里。她拼命地要活，要绿，开出的却是被唾骂的、有毒的花。她的爱和恨都太烫，是烧滚的油，泼在由白嘉轩们用冰冷礼法浇铸的世界上，发出“刺啦”一声惊心动魄的响，然后和自个儿一道，烧成灰烬。
这哪里是“写”出来的人物，分明是这片厚土自己生出来的疼，是土地腹腔里一阵紧似一阵、自己也无法消解的痉挛。陈老师，就是那个蹲在土地边上，把手按在土地的肚皮上，感受这痉挛并把它变成文字的记录者。这得需要多大的耐心和狠心？像熬一锅苦涩的汤药，守着文火，看水汽熬干，看杂芜褪尽，最后剩下那一小碗浓黑、扎实的“真实”。
我也尝过“熬”的滋味。有一回，写一个关于故乡工匠的短篇，卡在结尾，怎么都落不下去。写他佝偻的背影，太轻飘；写他工具的沉默，太矫情。心里毛躁得像长了草，在屋里团团转。目光扫过书桌，定在那只粗陶碗上。鬼使神差地，我走过去，双手捧起它。碗壁粗粝冰凉，贴着掌心。我闭上眼，碗里土那朴素又复杂的气息漫上来。就在那一瞬，我好像不是我了——我成了故事里的老木匠，在生命最后，颤巍巍的手摸过他刨了一辈子的光滑木头，摸过墙角堆着的、带着树皮和疤结的废料。最终，他的手停在泥地上——最廉价、也最无需雕饰的所在，土地接纳一切刨花与尘埃。我睁开眼，知道结尾该怎么写了。就写他把手轻轻按在泥地上，像按着一生的归处。那碗土，教会我的，是让笔下的东西要有“去处”，要落到最实在、最哑默的地方。
我忽然明白了，不是我买了这只碗、盛了这抔土；是这碗土收留了我，收留了一个在钢筋水泥和互联网中时常感到魂不守舍的流浪者。它是我和莽莽苍苍的过往之间，一根散发着温度的脐带。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恨不得变成一颗有分量的籽，落回这碗里，向这既苦难又丰饶的母土，讨要一点点活下去的底气。写作说到底，不过是在尘土里，一遍一遍试着生根。指缝间沾着的土末，簌簌地落回碗心，声音细碎，像光阴本身在悄悄剥落。我保存文档，关上电脑。窗外的城市，灯火是一条没有泥土的河。但我知道，明天、后天……无数个夜晚，我仍会回到这张书桌前；而我的面前，正有一碗待耕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