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新忠
黄昏，我翻开那本已经翻旧了的《白鹿原》。扉页上。陈忠实先生静静地望着我，那张布满沟壑的脸，像极了关中平原上被风雨侵蚀的黄土地。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可那个白鹿原上的世界，依然活在他的文字里。
当我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卷，忽然觉得，他写的那片古老土地上的伦理、秩序、人情、挣扎，还有在时代洪流中无法抗拒的命运，不只是白鹿原，而是整个中国。书中最让我难忘的是白嘉轩的腰，一辈子挺得笔直。作为族长，他是白鹿原上“仁义”二字的化身，修祠堂、立乡约、办学堂，把儒家伦理刻进日常生活。父亲弥留之际，嘱咐他不必守孝三年、尽快娶妻传宗，他遵从了；父丧期未过，母亲催他续弦，他又遂了她心愿。每晚，再忙也要陪母亲坐一阵儿；他对长工鹿三视如家人，一辈子不曾亏待；他守着祠堂，守着祖宗的规矩，守着那片土地的秩序。
可就是这挺直的腰，被时代一次次打折：长子白孝文的堕落，让他痛心疾首；女儿白灵的出走，让他无言以对；黑娃带着田小娥回村，他作为族长只能按规矩办事。到了晚年，他佝偻着背，对来人说：“腰断了。”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自己的祖父。他也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守着老家的规矩。可他老了以后，常常坐在门口发呆，看着村里的年轻人一个个进城，看着老屋一间间空下来。有一次他对我说：“现在的人，都不讲这些了。”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有说不清的怅惘。
白嘉轩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背影；那个靠伦理维系的乡土社会，正在被时代的洪流一点点冲垮。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的“太阳”，那田小娥就是这片土地上的“月亮”：凄冷、孤寂，不被看见。她是黑娃从渭北带回来的“漂亮女人”。可漂亮，在那个年代是一种罪。她是郭举人的小妾，与黑娃相恋私奔，被休回家；亲生父亲嫌丢人，急于把她打发出门；黑娃带她回白鹿村，公公鹿三坚决反对，族长白嘉轩不准她进祠堂……她跟黑娃在村头的破窑里安家，只想“干干净净地活着”，可那个社会不让她干净。黑娃逃走后，她为了活命，委身于鹿子霖，又被当成棋子去勾引白孝文。最终，她被公公鹿三用梭镖杀死在炕上，死后还要被镇压在六棱砖塔下，永世不得翻身。
田小娥的故事，让我几次放下书。她有什么错？不过是想活得像个人，想爱想被爱，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可在那片土地上，一个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如果不安分守己、不守妇道，就只有死路一条。陈忠实说他不回避，要“撕开写，看看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那一部分”。田小娥的死，就是那个“腐朽”最血腥的证据。
书中还有一个让我心碎的人，是黑娃。这个长工的儿子，从小顽劣倔强，不甘心接父亲的班当长工。他出去闯荡过，做过土匪，闹过革命，参加过保安团，在黑白两道走了几个来回。可他最想要的，不过是“学为好人”——带着田小娥回白鹿村，堂堂正正进祠堂，让父亲承认他的婚姻，让族人接纳他的女人。可这个愿望，到死也没实现。田小娥被杀后，他彻底崩塌了，那个他想回去的家，再也回不去了。
陈忠实的高明，在于他不写简单的善恶。黑娃后来想通了，拜朱先生为师，回白鹿村祭祖，皈依了“儒教”。可讽刺的是，最终被善于钻营的发小白孝文反咬一口，成了“革命罪人”，被枪决。好人没好报，坏人不坏报，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读《白鹿原》，我常常想起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两本书说的是同一个中国，那个“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白嘉轩是那个乡土社会的族长，鹿子霖是乡绅，朱先生是精神导师，田小娥、黑娃则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和叛逆者。他们活在同一片土地上，遵循着同一套规则，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陈忠实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呈现，呈现白鹿两家的恩怨、呈现时代洪流下的挣扎、呈现人性的复杂与多面。他没有把谁写成英雄，也没有把谁写成恶魔，他只是让我们看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得已，每个选择都有它的代价。正如他所说，创作时秉持“史家臧否历史的价值中立的立场”，既看到传统儒家价值的仁义，也看到它的僵化和愚昧。
合上书卷，窗外夜色深沉。远处有火车经过，汽笛声在风中飘散。白鹿原上，白鹿早已远去。可每次翻开《白鹿原》，他的声音还在，他的呼吸还在，他笔下那个世界还在。那个世界里有麦田，有祠堂、有牌坊，有窑洞，有爱、有恨，有挣扎，有原谅。那个世界就是我们来的地方，是我们血脉的源头，是无论走多远都回得去的故乡。